论清圣祖倡导学术及其影响

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在总结清代思想文化发展时曾对清代学术的特点有十分精辟的概括 ,他说 :“国初之学大 ,乾嘉之学精 ,而道咸以来之学新”① ,这已为学者所熟知。如果进一步考察 ,国初的断限就不好划定 ,我以为大致应划在康熙三十四年(16 95)黄宗羲谢世为止 ,此前代表国初之学大的顾炎武、王夫之等已相继谢世 ,一代遗民陆续凋零殆尽 ,清廷统治也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乾嘉学派一般均提惠、戴 ,惠栋于乾隆二十三年谢世 ,戴震因在四库馆积劳成疾而于乾隆四十二年病故。以此来观察清代学术发展 ,可以看到在“国初”与“乾嘉”之间的数十年间 …     

一切学问皆根植于文学——饶宗颐治学经验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饶宗颐治学精神源自乾嘉之学,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之学密切相关。饶宗颐治学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材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乾嘉学派”的路数。其治学又表现出不同于乾嘉的时代特色。     

顾炎武与乾嘉学派

顾炎武从学术规模、治学门径、为学宗旨等方面对清代学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在顾氏之后 ,乾嘉学派则接踵继起 ,对顾炎武开创的清代学术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 ,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只能算得上“半个亭林”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

清代的乾嘉学派中,惠栋、戴震齐名。因惠栋为江苏苏州人,戴震为安徽休宁人,所以论者据地望名学而有吴、皖二派之分。吴皖分野,究其立说所自,当以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的《书》为滥觞。书中,太炎先生论清儒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其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加阐发,遂成“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之说。自章、梁二先生说出,前哲、时贤之述乾嘉学史,吴皖分野,俨若定论。吴皖分野说,无形中掩盖了乾嘉间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因此,以吴皖分野而论乾嘉学派,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了。以下,拟就此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教于大家。     

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综述)

乾嘉学派,又称清代朴学、汉学,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解放初期一些学术专著专论中有所探讨,近年来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进行了讨论,对乾嘉学派的利弊得失作了某些不同的评价。这里将近几年来书报杂志上的若干意见,简要综述如次。乾嘉学派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认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     

乾嘉幕府对清代文学之影响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提倡风雅的幕府,这些幕府成为诗人、学者的聚集地.乾嘉幕府学术气息浓郁,以卢见曾、朱筠、阮元等人为代表的幕府,倡导学术研究,一度成为学术基地,乾嘉学术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对清代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使清代诗文创作渐至兴盛.作为沟通“朝”“野”的纽带,幕府体现官方意识与布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的体认与价值重估——以现代西方诠释学方法论为参照

以现代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乾嘉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光耀殿军,它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一整套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文字训诂方法,通过对古语的科学训释拉近经学原典与诠释主体之间的距离.但是囿于经学时代的历史观念,乾嘉学派因坚持“道理”亘古不易的教义独断论而导致其经学诠释仍然难以避免主观与武断.在清代中期汉宋学术之争渐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这种主观与武断的痼疾不仅未能得到根治,反而在学派的门户争论当中被坚持了下来,最终制约了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的发展和完善.     

《汉学师承记》的著述风格和反响

清代学者江藩在嘉庆年间著成《汉学师承记》,正式宣布“汉学”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总结、记载自清初至乾嘉时期儒林家法之传授,经学著述之渊源,是江藩撰著此书的主要目的。本书的内容、观点、格局,为此后研究清代考证学奠定了基础。当日正统派学者以“朴学”相矜尚,文风贵朴实无华,江藩却能出类拔俗,在著作中倾注自己的感情,凸显学术个性。此书撰成后,曾引出龚自珍的一番评论和宋学营垒人物方东树的激烈诘难。     

乾嘉“吴派”新论

章太炎先生在区分清代中叶学术流派时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皖是指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乾嘉时期产生于江苏苏州地区和安徽徽州地区两个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派。对吴、皖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清学史论者的热点。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派”的总体考察仍属少数,而对它的评价也未能越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论断。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派”试作新的探讨,或许对推进乾嘉汉学的研究有所补益。     

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

顾炎武素称清代学术之祖,对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贯通;既专注于对纯粹学术问题的研究,以提升理论思维水平,也力主通经致用,关注社会现实.他的学术研究及其方法论,开启了乾嘉时期朴学的先河,对有清一代的学术发展乃至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李绪柏清代学术以考据学即汉学、朴学为中坚。朴学按流派，可分为吴派、皖派、扬州派、常州派、湘派、浙粤派等。乾嘉时期，考据学达于鼎盛，梁启超说：“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①。”清代广东朴学兴起...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

清代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全盛期 ,天下学者治学无不以此为宗 ,戴震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但同时 ,也出现了自觉与考据学相对立的学者 ,章学诚和姚鼐是最重要的代表。章、姚走上与考据学相背离的道路 ,既有其自身的因素 ,也表明考据学已渐露弊端。更重要的是 ,章、姚的学术观点并非与考据派水火不相容 ,则初步显示了乾嘉之后清代学术的走向 ,即“汉宋调和”。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乾嘉时期戏曲评点理论发覆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由理学迈向朴学之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戏曲评点理论发生转变的关键期.清代戏曲评点在清初顺、康年间达到鼎盛,乾隆以后又迅速走向衰落.较清初而言,乾嘉时期的初戏曲评点在延续中有变化,主要表现在:戏曲叙事结构理论的延续与变异、形式批评的崇尚和反剧场化的艺术追求.这是时代思潮规训和文人戏曲评点家忽视戏曲综合性艺术的"类"特征二者合力的结果,标志着古典戏曲评点日渐走向衰亡.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述论

清代学术的发展在经历了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以后,到乾嘉时期,迫于种种政治压力,便开始转到回避现实、埋头故纸的考据道路上。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忙于整理旧学:校勘、辨伪、辑佚。补证等等。象整个封建时代就要面临衰落一样,清代学术也随着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这个大气候而日薄西山,各个领域都透出死气沉沉的气息。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景象中,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却悄然萌生,这就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到道光、咸丰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便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异军突起,活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