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数据商品：生产、流通及影响——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据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要素。数据商品交易如火如荼的经济现实，使得回应“什么是数据商品”“数据商品如何产生”“数据商品如何买卖”等问题不可避免。数字劳动在数据商品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数据商品价值形成的根本原因。数据商品化的实然情境中，内在蕴含着对数字劳动的肯定，既是对劳动形式的革新，也是对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对人自身更加深刻地裹挟。     

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正义批判

针对21世纪出现的数据价值化问题，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增殖的现象。平台资本主义包含隐匿性的数据剥削，包括数据生产资料剥夺、强迫劳动和劳动异化等问题。在数据剥削过程中，平台资本主义中建构了一种影响社会正义的劳动结构，对数字劳工进行抽象强制和剥夺，使数据剥削失去了正义性。因而数据正义建构的指向必然是解决由数字用户生产的数据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问题，实现数据的全民共享。这需要从源头上抑制数据被资本操纵的内生力量和运行机制，加大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建设数字平台的力度，明确数字劳工的数据产权，对资本平台进行“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数据交税”的治理。     

美欧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模式比较与中国因应——基于全球数字经济战略博弈的视角考察

数据要素是指根据特定生产需求汇聚、整理、加工而成的计算机数据及其衍生形态;伴随着通信和数据技术的发展,其在相应产业背景的演变中逐渐成为促进生产的关键要素。从全球数字经济战略博弈视角而言,数据要素治理模式关乎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选择何种模式属于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战略决策。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逐步确立符合自身优势特点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模式,以获取全球数据要素治理规范标准的主导权。美国基于全球市场导向的国家战略和强大数字经济实力,整体上奉行以数据自由为基础的“开放、进攻型数据治理模式”,构筑美国主导的全球数据要素市场治理规范体系;欧盟基于人本主义传统和缺少强大数字科技平台企业的实际,选择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强监管、全面防御型数据治理模式”,推行欧盟版的全球数据要素市场治理规范体系。中国应直面美欧竞争态势,一方面深入研究美国和欧盟模式的竞争优势及不足,不断探究、揭示并恪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应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和优势,合理借鉴美欧经验,以期后中争先,提出以数据安全为基石的“开放、积极防御型数据治理模式”(即“中国模式”),持续不断地形塑有利于中国数字经...     

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

剩余价值作为经济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反映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的经济关系,它是由资本主义历史过渡性质决定的。因此,剩余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剩余价值本身是资本关系下“物化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也是劳动力创造的总价值中超过予付资本或成本价格的余额,是“没有支付过代价的价值”,或者说是“产品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     

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发展模式及驱动路径研究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被纳入市场化改革范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建设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有利于推动数据要素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平衡,推进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区域间经济协同发展,从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TOE框架,从组态视角探究“政府-市场-技术”三个层面的7个因素,对比分析我国29个省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海南)的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情况,采用fsQCA和NCA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联动作用及其发展路径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研究发现：(1)通过NCA分析,创新能力、信息基础设施、政府数据开放水平、数字经济融合水平和政策环境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必要条件;(2)分析发现数据交易平台出现在“政府-市场-技术”联动效应的每一条组态中,是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的关键条件。本文在QCA组态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得到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存在四个模式,并基于数据要素市场从无到有、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市场、技术三个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分析,从而得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三条驱动路径,最后针对四类模式和三个驱动路径进行深入分析,为区域发展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提出对策...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财富的新形态，数字财富正在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和数据要素是创造数字财富的重要源泉。数字商品财富的创造，既体现在数字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也反映在数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数字非商品财富的创造则需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和平台等多元供给体系协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数字财富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充分体现数据要素的价值贡献，也要重视和解决好数字财富分配可能引致的极化效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数字财富创造与积累，科学规范数字财富分配，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数字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劳动的新形态,它除了具有传统劳动的一般性特征,还具有劳动过程数字化、劳动时空自由化、劳动观念虚无化等特殊性,其本质上依旧属于物质劳动和生产劳动。当前,被数字资本逻辑控制的数字劳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通过数据垄断加剧贫富分化;二是利用劳动和闲暇界限的模糊加深对劳动主体的控制;三是通过技术操控背离劳动属人性,这一切都扩大了数字资本控制劳动者的广度和深度,更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有超越数字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共享、劳动与闲暇相融合、技术反哺等方式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劳动有利于人发展的优势,方能推动数字劳动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生产受阻、动能减弱、韧性不足等诸多难题，数据要素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水平不高是重要原因之一。实体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通过激发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最佳选择。为此，要不断开拓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新路径，推动数据要素和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用数据要素来整合、锻牢市场关系中的各种链条，通过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提升实体经济运行动力，形成协调发展机制；进一步强化数字科技的研发以及成果的推广、转化与应用，切实加强数据要素市场的标准化、自动化建设，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从而运用数据要素市场化助力实体经济走出困境，推动数字经济的稳步发展。     

数字劳动的资本积累逻辑探究

数字劳动过程产生的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商品和资本的新形式，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另一方面，由于数字资本的逐利本性引发的经济无序扩张，也可能助长平台经济垄断、影响实体经济、侵犯消费者福利和阻碍创新等不良社会经济现象。要通过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加强数据监管、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绿灯”,制定相应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使数字资本在有效监管下有序健康发展。     

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劳动过程对比分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劳动过程正在向数字劳动过程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劳动资料由实物形态向虚拟形态转变,劳动时空由物理聚合向虚拟分散转变,劳动控制由人工监督向数字监督转变,劳动主体性由强制劳动向自主劳动转变。随着劳动过程的数字化演进,内嵌于其中的劳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对资本的间接实际隶属加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趋向隐匿。通过对比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之间的差异,有利于探究劳动过程的最新动态变化,从而更好地把握数字经济运行规律,探寻我国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透视

“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的重新激活,需要建立在对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照之上。 “活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这一论断,正在面对着以“无人工厂”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挑战;以数字劳动为代表的劳动新形式也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劳动产品形态、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者自身等正在发生的变化,仍需要回到价值生产领域之中,立足于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把握数字技术与社会现实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从而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     

数字劳动中的隐私问题探析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劳动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形态,使得机遇与危机并存。一方面,“产消合一”的劳动形式突破了传统劳动时空的限制,非物质性的劳动资料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非雇佣性的劳动关系使得数字劳动更加灵活,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个性推荐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劳动数字化与数字化劳动使得一切要素都被数据所中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加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随着劳动条件的发展与隐私观念的流变,数字劳动中出现新的隐私困境,包括隐私边界的时空困境、隐私主体的认知困境以及隐私行为的自主困境。现阶段,人们需要积极探索数字劳动中隐私困境的可能出路,突破数字监控的隐形规训,从而实现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的理论演进、内涵特征和发展规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从层次论来看，数字经济是数字及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经济活动的统称，可以分为新基础设施层、新生产要素层、新生态环境层、新实体经济层、新经济形态层。沿着互联、赋能、融合、转型和创新的技术-经济路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新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重塑了数字经济的商业形态，数字平台成为企业和市场之后资源配置的新型组织模式。在摩尔定律等技术规律的驱使下，数字经济呈现场景化、平台化、生态化、数智化的经济规律，必将经过导入期和拓展期，从协同阶段迈向繁荣成熟的黄金时代。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对电商成长的案例研究,提炼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微观经济学特征,并推导了数字企业最优决策、“数据+平台”架构、数据交易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五个理论命题。将这些理论命题与无人驾驶、制造业数字化等应用场景中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可以为解析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系统且一致的理论思路。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应深化数字企业创新实践的跨应用场景分析,同时注重区分全球共性规律与本国发展实际,进而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基于数字生态视角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数据成为全球竞争的关键资源，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是新时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应兼顾数据要素的发展与安全，以促进数据流通交易为首要目标，不断提升市场发展水平。文章结合数字生态理论，把数据要素市场视作有机整体，将数据要素市场治理嵌入市场的发展与建设之中，提出“保安全、重发展、促创新”的治理原则，进而从市场的制度环境、流通机制和发展活力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对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

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由之路,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是实现工业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举和当务之急。基于中国30个省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对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揭示数字化影响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具体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数字化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了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而数字化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则降低了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应用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同时仅有东部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显著的“U”型关系。为此,应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和能源数字化转型、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等方面提升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虚体生产日益上升为关乎社会关系和生命过程生产的重大时代性问题。从根本上看,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与数字资本的本质规定和特殊功能相适应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建立在数字劳动基础上的虚体生产,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形式。虚体的全面介入为主体生产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张力,并衍生出更具普遍性和弥散性的数字异化。现阶段的虚体生产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这种态势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将数字权力批判作为自己的当代课题,并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探索数字正义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