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感说”与“摹仿说”看中西古典美学之异同

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解释,西方古代文论中有摹仿说,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物感说,二者产生的时间差不多(公元前3、4世纪),若将它们加以比较鉴别,对探索中国古典美学之特征是会有裨益的。 “摹仿”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美学著作《诗学》中提出来的。“摹仿说”这一概念,是后人概括的。摹仿,也就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所提到的摹拟现实事物形相,具体地形象地再现客现事物的形相。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领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是摹仿”,“象前面所说的几种艺术,就都用节奏、语言、音调来摹仿。”①摹仿说是古希腊神…     

反驳张祥龙

由于某种特殊原因 ,我刚刚看到去年第六期《江苏社会科学》 ,并在读完张祥龙先生的《“性别”在中西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后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 ,觉得非反驳一下这位张先生不可。好在以前有过笔墨来往 ,彼此间还算知底 ,所以也就直抒胸臆 ,不再客气。祥龙从“性”或“性别”的角度讨论中西传统哲学的差异及其不同的思想后果 ,应该说令人耳目一新 ,在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中另开辟出一独特的话语空间。然而 ,看完全文 ,我觉得这已不大是中西哲学的比较 ,而更应该属于文化比较的范畴 ;一边的“哲学”有相对固定的存在论、认识论的话题 ,另…     

散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重大的,他的“境界”说同刘勰的《文心雕龙》、金圣叹小说批评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王国维提出“境界”说把意境研讨推到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正在于一方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和终结,同时又是走向中国现代的先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国维“境界”说是中西方文化交融背景下传统文化孕育的产物,它的形成特征以及构成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征。 王国维的“境界”说形成经过了中唐以前蕴酿时期,中晚唐成熟期,宋以后不断发展的系统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具…     

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     

先秦“象”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尚象重象，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符号，而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符号意义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则形成有关中国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阐释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思想所引发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现物取象”、“现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文章本着上述基本看法，还描述了“意境”、“意象”、“言志”说在后世美学中演进的大致过程。     

论“言志”说与“模仿”说的文化生成——先秦与古希腊诗学比较

“言志”与“模仿”是中西传统文艺学中遥相对应的两个主导性命题。它们分别起源于中西诗学发轫期的先秦与古希腊。本文力图从双方所处的文学创作、价值观念、世界图式的不同背景:来解释这种差异现象。文章认为,双方文学作品中主客体关系、美学追求、作品实现方式的不同,双方社会价值体系中知识与道德所处的不同序列,以及双方在世界观上分别信奉两分世界与“天人合一”的传统等,构成了各自在文艺学根本问题上提出不同命题的文化生成机制。     

苏轼“寓意于物”论与儒道佛思想

苏武在11世纪提出了“寓意于物”的美学思想。他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他认为留意于物,滞留于执求物欲,贪得无厌,会招致祸患。寓意于物,寄托情意于物,不是停留于意欲占有此物,就能使人怡悦,而不会产生祸患。他在这里借对于书画艺术的审美态度而泛论人生态度。从审美学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看到,苏轼提出的“寓意于物”论,涉及了审美态度最重要的特征:它是非物质功利占有的、寓寄情意、使人怡悦的观赏态度。苏轼这种观点,比康德早了七百多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苏轼关于“寓意于物”的这一美学思想,是…     

《诗经》和《论语》中的“思无邪”比较

孔子在《论语》中用“思无邪”对《诗经》作了整体性的评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后人对“思无邪”作何种解释,它的意思仍是说:《诗经》中的所有篇章都合乎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由于《诗经》的内容和思想倾向相当复杂,所以要想准确把握孔子之“思无邪”、“一言以蔽之”的原因,就必须考察其在《诗经》和《论语》中所处的不同文化语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两种含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说文》“公”字的训诂问题

《说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说文》此段,已被人们奉为公字的经典性定义,似乎许慎与韩非的解释完全一致。其实,韩非之说并无“平分”之意,《说文》这段话里,并存着公字的两种不同涵义。《说文》的“公,平分也”,是公平不偏之意,其反义词‘私”,是指偏阿不正,《广雅》训“公”为“正”是其义。这是古代“公”字的一种涵义——道德涵义。而韩非说的“背私谓之公”,没有“平分”、及平的意思,它指的是“上下之别异”,“公”指国君公其所代表的“公室”、“公家”——政府,“私”指私人,这是古代公字的另一种涵义——政治涵义。《尔雅》训“公”为“君”,就是专指这种涵义而说的。《尔雅》与《广雅》各执公字的一种古义,《说文》则把这两种不同古义混为一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与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都照抄不误,未予甄别。今据古籍资料,试为辨析,以就正于古汉语诸方家。     

论“物哀”——大和民族美意识的符式直呈

“物哀”作为大和民族传统的审美追求，有其浓郁的生态氛围和深厚的人文背景。本文论述了产生“物哀”观念的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而且还从审美思维对象、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思维结果三个层面对日本美学这一重要观念进行了剖析     

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摹仿说”是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核心 ,本文主要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摹仿的对象以及艺术对现实的反作用等方面对“摹仿说”进行了扼要的阐述。     

比较美学:二十一世纪美学研究的主旋律

由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和国际审美文化交往的需要所决定,２１世纪将是比较美学大力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应当重视比较美学,特别是中西比较美学的研究。中西美学理论建构的原点不同,中国美学的建构原点是人与物（自然）的审美关系,西方美学的建构原点是人与人（社会）的审美关系,所以从根本上说,中西美学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是经验美学、伦理美学和社会美学,西方传统美学则是理性美学、宗教美学和心理美学;而不同的美学理论必然导致中西方在审美的方式、心理和理想上存在种种差异。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充分认识并总结出中西审美认识的规律,使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本质力量得到全面的确证和升华     

艺术本质论

艺术本质是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也是当前艺术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因此,开展艺术本质问题的讨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 关于艺术的本质,在文艺发展史上大体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艺术是对客观 现实的摹仿、再现;一是认为艺术是对主观情感的表现。前者称为“艺术摹仿说”,后 者称作“艺术表现说”。从美学传统上来看,一般说来,西方古典美学侧重于“摹仿”, 中国古典美学则偏重于“表现”。英国美学家H·奥斯本(H·Osborne)在《美学与 艺术理论》一书中,曾作过比较分析。他说西方古代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是自然主义 的…     

仁者和知者:中西思维方式差异探源

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条件以及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力,在中西民族思维方式形成之初即已表现出来。     

“畅神”说与我国自然美理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进程巾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人们审美活动的领域空前扩大,审美感受的能力大大加强,对自然美的认识日渐深入;“畅神”说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美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畅神”说的提出中国古代的自然美理论,可溯源至先秦时的“比德”说。儒家学派“知者乐水,仁是乐山”的“比德”审美观,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自然美的理性认识。“比德”说是指:自然物之所以为美,在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象可与人“比德”,即可从中意会到审美主     

就“隐秀”问题与王钟陵先生商榷

《隐秀》篇是《文心雕龙》中唯一的文本有争议的篇章,其中是否有伪文,学者的意见不一,但因此历来的研究也就相当不够。王钟陵先生却对“隐秀”给予极大的关注,认为这乃是一个关键性的高层次的范畴。他在《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的上卷即总论的第五编用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个“新的审美理想”,他说:“……审美理想则是审美情趣在理论上的升华。它根植于同时也往往高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具体的文学创作。—个特定历史阶段审美理想的萌发,同其时社会风气中所含蕴的人们的感受方式密切相关”(第167页),而“审美理想     

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王阳明和康德作为中西哲学史上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对于审美的理解有着共同的特征,即都十分强调内在性的原则、非功利性的原则和主体性的原则。但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他们的理论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对于我们批判地吸取和融会他们的思想精华,创建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美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美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境界”是指作家把个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力融入描写对象之中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艺术世界。王国维不仅把境界立为诗词之本,而且在分析境界时还把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下引此书皆不另注)。     

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

一艺术的本质是什么?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一个又一个假说记录着探寻的轨迹,构成不断演化发展的艺术本质认识史。回顾这一历史,就会发现人们往往偏重考察诸多假说的差异而忽略它们的共同。试以不少论者乐于提及的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美学思想中的“艺术摹仿说”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艺术表现说”为例,人们往往强调前者主张艺术是客观世界的摹仿和再现,后者主张艺术是主观世界情感的抒发和表现,似乎一为客观,一为主观,二者截然对立。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种看来迥乎不同的艺术本质说有着不容忽视的一致性。其实无论古希腊的艺术摹仿自然也好,还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言志”、“诗缘情”也好,这里的摹仿     

重论“五行说”的来源问题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