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问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共同革命理想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工农联盟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政治地位、科学文化水平不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的物质利益,所以,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别和矛盾。这些差别和矛盾损害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影响     

自然抒写与“故园小说”中的价值秩序重构

以鲁迅为代表的部分现代作家,始终在“失乡”与“还乡”之间徘徊挣扎,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联系和生命统合,成为他们文本世界的潜在线索,隐含在文本中的自然力量成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指向。一方面,作家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古典梦想的家园,为人们确立了精神提升的可能;另一方面,作家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世外桃源在现实中难以保全,所以追忆和倾诉中不自觉地带出了一缕悲凉。     

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华侨的生存状态,从而对他们的生存身份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他们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带来新的特点.过去,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一般是为了逃难,如躲避战乱或灾荒,逃避政治迫害;现在,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往往是因为正常的经济交流、贸易活动和技术移民.过去,许多国家要求华侨华人完全接受居住国的文化;现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侨民的多元文化性质.过去,华侨华人不是落地生根,就是盼望落叶归根;现在,他们却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游弋.成为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天然纽带.过去,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感情更多地是基于祖国的积贫积弱而盼望中华民族的复兴;现在,对祖国的感情更多来自对祖国蒸蒸日上、繁荣发展的自豪感.     

寻根之旅: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及其未来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步伐不断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特别是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其处境更令人担忧。他们生活在城市,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同时在城市又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没有归属感,可以说是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群体。本文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分析其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对这一困境的反抗或者说是宣泄方式,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法,以期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

仅是贫困并不必然发生革命。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说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多重社会文化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他们在时局突变的紧急时刻,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将中共战略转化为革命实践,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不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先进理论、政治信念、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     

人类的崇高精神之光——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

读了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大形象印在脑际里,特别是他们之间的深厚的友谊更是令人难忘。他们撰写的著作,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是友谊的最好见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是十九世纪觉醒工人阶级的兄弟情谊的集中体现。他们的友谊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必要条件。这种度谊是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照耀下最动人最纯洁的友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提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志式的友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情谊和合作的一面伟大旗帜——宋庆龄与毛泽东

宋庆龄与毛泽东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伟大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和辉煌胜利融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尽管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通过各自的斗争实践,先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志同道合是他们友谊的纽带。 宋庆龄与毛泽东各自从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1919年底至1920年初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与毛泽东在1927年下半年之前,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情     

《李尔王》戏剧冲突中的“王位”与灵魂

悲剧《李尔王》的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全是围绕王权展开,但他们的灵魂却都不真正适合理想的君王,他们围绕王权的争斗也是他们灵魂的较量;李尔、考狄利娅、奥本尼灵魂高贵,但也都有瑕疵,他们虽具成为好的政治家的潜质,却很难达到哲人的水准。爱德蒙、高纳里尔、里根以新的自然法和马基雅维利哲学为指导,带来的仅是自我的毁灭。莎士比亚将君王和有可能成为君王的人的灵魂一一展现,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君主制的理想状态以及其在现实中会碰到的危机,从而帮助我们形成有益的认知。     

孔子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

在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中,孔子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回顾20世纪思想史上的这些争论可以看出,由于政治的、民族的、情感的、学理上的原因,不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简单地将孔子传统等同于封建专制政治加以否定,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肯定孔子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致性而加以保存、发扬,他们都是在肤浅的、形式上的讨论,并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相反,以林毓生、墨子刻为代表的海外中国学家,揭露了孔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和困境,并指出了转化的途径,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崛起的文学新一代——论“知青”作家群

近几年,似乎是突然之间涌现出了一个青年作家群,他们生机勃勃,才华横溢,一出手就显示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征。这是为历史动荡所造就的一代作家,身上烙有同一历史的印记:他们几乎绝无例外地出身于“知青’,他们的创作也几乎绝无例外地发端于“知青”题材。     

试析中国近代科技英才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近代科技英才群体高深的学术造诣、丰硕的科技成果、崇高的人格品质,使他们成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人们在对他们表示十分崇敬、钦佩的同时,更多的是探讨他们成为英才的“水源木本”。那么,仰观他们成才的历史,历史昭示于我们的是: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志向崇高,胸怀宽广;追溯他们成功的源头,源头告诉于我们的是:“为了中华之崛起”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英才群体行为的特征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称于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行为特征。中国近代科技英才群体的行为特征,就是他们始终如一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史学与思想

在中国当代，一流的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大都集中在史学界，在研究历史（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陈寅恪、顾准、李泽厚、李敖等。当然，作为思想家，他们每个人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比如，陈寅恪还是文学史家，顾准还是经济学家，李泽厚还是美学家，李敖是作家和政论家。他们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关键在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批判性理解，故而，他们便成为一批具有思想深度和思考能力的历史学家。这不能不是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最引人注目最发人深省的文化现象。第一，它证明了历史与思想之间的因缘性；第二，它证明…     

章乃器与陈云及其它

章乃器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并最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者。纵观他的一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他进行不懈奋斗的精神支柱。他关怀爱护进步青年,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予以无私的援助,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目睹旧中国的黑暗,早年即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并在关键时刻给予有力的支持。章乃器与陈云,自二十年代初期相识,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章乃器逝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     

从生存到尊严: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维度

农民工群体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他们虽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市民,而是以流动人口的身份长期存在.在从生存向尊严保护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已经不能用那种“恩赐”心态对待农民工群体,同时,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要通过他们积极地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制度安排,使政府在进行社会利益格局的设计时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只有农民工群体应有的利益得到认可、保证,他们才能成为社会的和谐力量.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的思考

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能够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但道德本身又是为一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为道德无非是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表现,一定的道德,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从超人类、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概念中引伸出来的。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人类道德意识是随着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而变迁的。     

“文坛宠儿”的辉煌与暗淡——简论丁玲和赵树理建国前后的思想和创作

丁玲和赵树理虽然在家庭背景、性格、文学活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之间又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被认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而成为全国作家学习的榜样.辉煌之后,他们同样经历了诸多坎坷、波折,直至走到文学和生命的尽头.梳理和比较他们建国前后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或许能给人新的启发.     

19世纪新、马华人的职业垄断与会党械斗

１９世纪初，大批华人涌入新加坡、马来亚等地。他们在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 带来了他们的秘密会党组织──天地会。华人秘密会党在整个１９世纪的华人社会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他们不仅扶贫助弱，保护华侨利益，而且控制华人社区的其它各种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职业垄断。在秘密会党的操纵下，要么各会党的分支机构垄断着某种职业。要么以地缘为基础．各 地华人独霸从事某一职业的权利。于是，华人秘密会党之间经常因职业垄断与反垄断而相互敌视。 １９世纪中后期，这种相互间的敌视因华人移民的增加而日益加剧，最终成为华人秘密会党械斗的 重要原因。     

试论孙中山与列宁的革命精神

19世纪后期,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俄、中两个封建专制大国,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地,都处于革命前夜。列宁和孙中山,虽然经历不同,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本国革命事业杰出的领导人。在革命过程中,他们相互影响,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辛亥革命鼓舞了俄国革命,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孙中山实现了革命思想的转变,形成了新三民主义。可以说,列宁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是相通的。他们都为革命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思想、品德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社会政治涵义:电影本体的组成要素——一个电影社会学的重要课题

要是没有去年一年来的旧片重映,《红色娘子军》和祝希娟恐怕在新一代观众中已无人知晓。在人们郑重地连篇累牍地讨论谢晋电影,隆重而虔敬地为年过古稀、德高望重的老导演老演员举办回顾展时,支配着他们的,是一种未曾觉察又无人点破的沉重悲剧感——如果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情境没有如此咄咄逼人地为编导演员设置不可违逆的艺术位置和身份,如果更祥和稳定的社会氛围使他们有更多题材和风格的追求,如果谢晋没有从《舞台妹姐》到《春苗》之间漫长的岁月、白杨没有在辉煌的中年长期息影,他们各自所体现的“电影艺术”又将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