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中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完善

在国内法视角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属于上海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为法律依据之一,虽然该《目录》作为部门规章效力较高,但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推出也反过来促进了《目录》的修改,体现了先行先试下法治对于改革的引领作用。从国际法层面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不是国际投资条约的内容或附件,只要不违反我国缔结或参加条约中的承诺,我国完全有权对该清单中所涉内容废、改、立。在厘清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应当扩大其开放力度,增加透明度,以其为蓝本来制定其他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加强内资管理的透明度,促进我国投资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同时进一步扩宽其涵盖范围,与国际投资规则对接。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治经济学

经过一年实践,上海自贸区建设取得长足进展,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实践问题引人思考,足以作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学予以研究。⑴自贸区有排他性和广纳性两类。广纳性自贸区国际上有着含义有别的不同名称;⑵自贸区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鲜明的市场经济样板,但也离不开行政干预;⑶行政干预是一门需要专家操作的调控艺术。全球经济下,"看不见的手"要允许用足,"看得见的手"要尽量少用,"联动之手"要协调着用;⑷自贸区有两份"清单":"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越短越好;"权力清单"越细越好。⑸工商登记管理模式选择"先照后证"制度,是限制权力不当干预的长效机制。⑹自贸区有三个"不存在":所有制的意识形态障碍、政策倾斜、所有制歧视。⑺自贸区金融发展推动人民币迈向世界货币:这是一个渐进过程。(8)自贸区及周边地区人口将达百万人,需要建设第三代卫星城。把经济效益最高的区域让给入驻企业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     

广东自贸区：建设背景与运行基础

相较于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的建设背景还包括了内地与港澳深度融合的迫切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广东作为早期改革的试验田、内地与港澳合作的先行地以及拥有珠三角庞大的制造业体系，有利于广东自贸区的先行先试，能在更大程度上探索对外开放新路径。另外，广东自贸区的未来发展不仅要借鉴和复制部分“上海经验”，更要突出地方特色。因此，广东自贸区应在全球竞争中充分发挥粤港澳合作优势，破除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更加有效的负面清单管理，构建粤港澳合作的全面示范区，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做出新贡献。     

“负面清单”模式下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基于“自贸区”外国投资主体的维度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于外国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国民待遇提前适用于准入前的"外国投资者"。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将产生重大变革,传统上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对外国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为的预审之责,将转由投资经营后通过司法审判中的监督与评价机制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公司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要性将凸显,司法机关对外国公司的主体资格、行为能力以及内部行为等事项应根据适当的准据法进行评判。"负面清单"模式将推动公司资本的流动,但国际投资领域的法治实践表明,促进外国投资和保障东道国公共利益是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我国应利用自贸区的探索体制,完善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机制,在促进外国投资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

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它是我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项目,自贸区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值得关注,该问题需要结合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等多个因素进行探索。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之下,自由贸易区内普遍采取相对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在区内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一些制度上已达成共识。因此,上海自贸区内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执法机制的创新、服务机构的良性运行以及知识产权在上海自贸区内的监管模式的建立都需要与国际接轨,才有利于全面紧跟上海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核心目标。本文选取了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这一视角,通过对上海自贸区这个特殊经济区域内有关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司法保护、行政保护以及行政保护中较为突出的海关保护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上海自贸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统一行政执法管理体系的利弊以及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的探索,比较与总结了国外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经验,对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建设提供参考,提出建议。     

上海自贸区文化开放经验在福建的复制与创新

上海依托自贸区文化开放的成功经验主要有:综合运用多项政策叠加的优势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通过"市区联动""部市共建"机制强化自贸试验区文化改革同上海市、国家部委改革的联动;通过打造功能平台不断推进文化服务对外开放;政府推动、企业运作的运营模式。福建自贸区成功复制上海自贸区文化开放的经验,对自贸区有关文化市场开放政策做了明确规定,开放试点的任务顺利落地,并且大胆创新,建设厦门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福州利嘉保税展示交易中心等功能平台,使自贸区成为福建文化扩大开放的试验田。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变革及其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此着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而力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本文从三方面把握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带来的变革及其意义:一是从划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这一难点突破而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到实处;二是再造微观基础并优构宏观环境来释放改革这一发展的巨大红利;三是通过建设法治政府以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法定化并以此营造出良好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江苏经济的影响分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载体。短期内,上海自贸试验区会对省内周边城市的引资和总部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外溢效应;但从长期看,发展经验和精细区域分工的机遇也会率先在长三角产生正面联动效应。为此,江苏省各级政府和企业应加快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接,主动学习了解自贸区内各项政策的进展情况和实施经验;同时,围绕三大国家战略赋予江苏"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以迎接未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开放。     

网络环境下的版权问题刍议

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 ,引发了传统版权制度的革命。法律应适应技术的发展 ,对版权内容进行创新。一方面 ,承认网上作品的版权存在 ,另一方面 ,赋予作者网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新的权利内容。同时 ,应对网络环境下的版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以期在版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     

地区行政垄断与污染红利——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就地区性行政垄断对污染红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回归结果显示：行政垄断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污染红利增加。其次,行政垄断还会通过财政收入、收入差距与投资而引致污染红利增加。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一方面应加强对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监督,另一方面应减少地方政府所拥有的经济性权利,以减小地区行政垄断对环境质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策略思考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联合研究即将结束并有望在2012年进入政府谈判阶段。中日韩三国近年来在商品及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作领域保持了高度密切的联系,并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该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为中国创造更为广阔和稳定的市场以及可观的经济利益,但其意义不止于此。应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认识该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争取主动地位的重要战略意义,并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推进该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与建设工作。     

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及其实现路径

列斐伏尔凭借对空间生产中人与自然空间关系的考察,分析了空间生产与生态危机的关联,竭力达成人与自然空间的全面和谐,让空间生产按照和谐的可持续模式进行下去.空间生产生态化的宗旨就是要建构空间生产中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空间的和谐.空间生产生态化一方面要坚持总体性的生态理念,把满足人的利益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坚持采用低碳经济,要评估空间生产的生态影响,保证空间生产既合乎人的需求,又合乎自然系统.我们需要转变空间生产方式,倡导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推动低碳、绿色、循环经济,形成人人都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创造合适的生态环境,给后人留下一个美丽家园.     

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

新时期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了新的内涵。它包括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能力与形态的跨越;兼顾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并以改善民生和提高西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通过对西藏地区要素禀赋以及产业结构效益分析表明,必须降低西藏产业结构的外生性,形成内生性的产业结构,促进西藏形成相互支持的区域产业体系,建构经济发展的内部推进力量;应当利用要素集聚效应,构筑经济增长极,通过城镇体系带动整个经济区域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     

上海"十一五"时期促进消费增长问题探讨

上海“十五”时期存在着最终消费率较低以及消费差距逐步扩大等问题。上海“十一五”时期为促进消费增长,有必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平衡投资消费关系,重点提升居民消费,着力提升即期消费与中低收入者消费,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切实降低预防性储蓄,进一步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消费,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努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新农村新郊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与拉动城市消费的重大作用,不断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与促进消费的可持续发展。     

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

清末民初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市场体系大致成型,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市场网络。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中心城市与广大内地城乡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质量"差异:一方面上海中心市场的辐射刺激了内地城乡的商品化,另一方面也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制导作用。在国内统一市场缺失的条件下,上海口岸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存在着利益"向心力"倾向,中心市场辐射蕴涵着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反而加深和固化了二元结构。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还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和不对称性。     

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认识

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某些局促性使得许多国家热衷于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双边FTA具有时间短、见效快、易操作、约束力强等特点,在促进当事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乃至政治关系发展等方面要比WTO多边贸易体制更直接有效。但是,双边FTA在实际的运用中并不一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它在填补多边贸易的空缺作用方面存在着缺位的情况,并且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发展中国家贸易话语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上海旅游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协整分析——基于后世博时代的思考

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为上海旅游业乃至长三角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通过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2004年1月至2009年2月上海入境旅游人数、旅游消费物价指数与上海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正相关,上海入境旅游人数、旅游消费物价指数增加1%,上海经济增长分别为0.33%和0.41%。在后世博时代,如何向世界充分展示上海风采,这对旅游行业的发展,上海、长三角城市群乃至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都有重要意义。旅游业的发展推进着上海社会经济的增长,政府应从战略上重视旅游服务贸易,采取金融、法律、税收等政策扶持旅游业的发展。     

"大跃进"时期的成人高等教育及其教训

"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关于"15年普及高等教育"、"三结合、六并举"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一方面促进了成人高等教育事业数量规模方面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也使刚刚形成的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受到极大中击,导致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严重下降.它告诫我们现代教育既不是纯政治的活动,也不是纯经济的活动,而是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稳步快速发展并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前提是合理的"规范化"制度运作.当前,我们引进市场机制以高速发展教育事业时,必须首先兼顾新时代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做好教育科学规划和教育法制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