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理想境界的共同特征

圣贤的不同理想境界，孕育着不同民族的理想、情操、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影响着各自民族的发展与前景。古代圣贤理想境界的共同特征有四一日不可说，二日五分别，三日天人合一，四日修无所得。     

王阳明的中庸思想

一、王阳明与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以圣学正传自诩的王阳明,自然也非常重视中庸之道。他面对当时政治腐败、士风日下的现实,慨然叹道:“呜呼!圣学晦,而中行之士鲜矣!”(《王文成公全书·湛公墓表》。下引本书只注篇名)因此,他在毕生的讲学生涯中,竭力提倡中庸之道。中庸的“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书集注》)陆九渊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陆九     

刘禹锡与佛教

刘禹锡与佛教的关系,贯穿其一生。他与僧人的交往具有文字之交、佛理之交和不拘宗派的特点。贬谪之后,刘禹锡奉佛尤盛,方式也有所不同。他会通儒释的观念代表了中唐文人的普遍看法。《维摩诘经》是对刘禹锡影响较大的一部经典,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与之相关的佛教传说故事的袭用及义理的阐发,还表现在他以维摩诘教义为人生践履,在尘俗世界一直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形成有别于其他文人的行为方式。     

文质

苏洵曰:“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忠也,是犹欲移山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为不然。夫自忠而至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 人徒见宫室棺槨舆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见馈食之礼,殷之时备于夏,周之时备于殷,遂以为自忠而入质,自质而入文,由人之喜恶而然也。人诚喜文而恶质与忠,则宫室棺槨舆服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摹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     

论《春秋繁露》是纬书的起源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巳矣。子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上所引孔子的话,并未见于《论语》中。故司马贞的《索隐》说:     

从理想人格角度审视先秦儒墨义利之辨

先秦儒家以＂圣＂为理想人格,而墨家思想则以＂贤＂为理想人格。＂圣＂的理想人格使得儒家在价值观上将＂义＂放在最高位置,而相应的墨家确立的＂贤＂理想人格则使得他们将＂利＂放在最高位置。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儒墨两种思想的冲突。由于两种理想人格内在有可以结合的特性,故在后世的发展中终于以儒家＂圣＂吸纳墨家的＂贤＂形象而使得两种思想最终走向合流。     

马一浮人性观初探

马一浮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宗于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通贯佛、道,力图从“六艺之道”开出儒家内圣外王之花。因此与同时期的熊十力、梁漱溟各领千秋,同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之“三圣”,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不可低估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诸方面原因,马一浮的思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马一浮人性论作一粗略的评述,旨在加深对其学说的深入了解,并推动其研究。 1 人性论在马一浮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马一浮认为:今日中国经济落后又遭受强敌侵凌,民族自信心严重匮乏。人们 唯洋是从,不仅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     

程颐的颜子学

颜子是孔门弟子中被后世称颂不已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二程在他们哲思历程的起始处便与颜子相遇，周敦颐孔颜乐处提问是他们哲学体系建构的源点和基础。尤其程颐，把颜子学的探索推进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他的颜子学理论由境界论与工夫论两部分构成，以工夫论为核心，辅之以工夫指向的境界论，对颜子亦尽推崇，但更欣赏圣人孔子之天地气象。故其论颜子之境界，重在凸显圣贤之差距，强调颜子之未得；于工夫论上主张以性导情，并以四箴充实之。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形象学视野下的古代中印文化交流

在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中,印度地方博远、物类丰聚,圣贤叠轸、仁义成俗,杂技幻术神异奇妙,医术、天文历算等先进发达。同时,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中印两国间友好交往的坚实基础,中国文人对佛国印度进行了缺席想象、在场阅读和倾情创作。以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对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进行观照,既是对古代中印关系的一种印证与补充,又可从中得到启示与思考。     

先秦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提出的以“德治”为手段,构建“仁者治国、老少安怀”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以“君子”、“圣人”为标准,构建“道德教化”与“自我修身”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及以人性的善恶程度的不同为依据,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分层理论等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对我国的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道教孝道: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普世伦理构建

在儒释道多元文化对话中,道教通过理性与信仰并用,把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孝道伦理体系转化为日常道德生活的经验总结,实现道德共识的最大化;通过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孝道之生命关怀意识,并运用神学伦理进行自我约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重伦理关系的贯通;通过注重戒律的构建、信念的支撑和德性的培育,促进孝道伦理的普遍化认同与实践。道教的这些经验,为当前普世伦理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略论六世纪前佛教入华的源头、路线和语言

自中印文化始有交流以来 ,佛教即为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印度佛学输入中原汉地 ,过程繁复 ,路经殊途 ,语言繁杂。六世纪前印度佛教输入汉地 ,以贵霜的分崩、月氏人的东迁为源头 ,以陆海两条丝路商道为主要路线 ,经数百年语言文化的碰撞冲突 ,最终在隋唐时期得以完全中国化     

谭嗣同与梁启超佛学思想比较研究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到了近代,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也带来了中国佛学的振兴.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学在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思想文化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家都对佛学推崇备至,他们一方面是为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另一方面则是为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精神武器,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学术现象.作为近代思想家的一份子,谭嗣同与梁启超也同样推崇佛学,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二者在所处时代及身份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却有同有异,这不仅能够透视出中国近代思想家研讨佛学的特点,也能发现近代思想家佛学研究对中国佛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     

紫柏大师与冯梦祯

冯梦祯是晚明政坛上一名有气节、敢于直言犯谏的官吏,也是佛教信仰强烈的诗人居士。他与晚明佛教四大师之一的紫柏真可结下深厚情谊,一贯支持紫柏的弘法事业。在《嘉兴藏》的刊印与楞严寺的兴复上,冯梦祯热忱参与,鼎力相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二人气质相近,正直刚毅,在禅宗修持理念上,持有相似观点,所以能够坦诚相见,休戚与共,为晚明佛教的振兴做出了可贵贡献。     

佛教的“五位说”与婆罗门教的“句义论”

佛教与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的两大主要宗教派别。两教对宇宙万有或自然现象都有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佛教中的“五位说”和婆罗门教中的“句义论”展示了两教在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它们都被认为是达到其各自最高境界的重要智慧。这两种理论在分析事物或现象时有相同处,也有差别点。梳理和研究这些内容对于深入认识印度思想以至东方文化的特色具有积极意义。     

老子与原始佛教哲学思想比较

老子与原始佛教在哲学思想上有其相同和不同之处。原始佛教对抽象的世界观问题并不关注,而老子则建构起道生万物的生成论世界观。两者世界观的共同点是对现象世界溯源式的认识思维方式及关于人生现象生成过程的描述。在价值观上,二者均追求精神的超越：老子对于现实政治、人生仍有自身的现实祈向和价值追求,原始佛教则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老子将＂道＂视作现象世界的本根性存在,建立了＂道生万物＂的生成论世界观。在思维脉络上,老子首先强调＂道＂的超越,然后又从道的高度反观人生、指导人生;原始佛教则通过对人生现象无常苦空本性的体悟实现对人生痛苦的超越,其超越是藉由洞观的智慧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