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个体与国家到团体与国家--乡村治理中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农民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无法使国家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国家政权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当然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村委会的过度行政化,而未成为预想中的村庄利益代言人;逐步减免农业税,为村委会的去行政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可能造成乡镇政权唯上是从的官僚化倾向.因而,应扩大自治的空间范围,增加乡政中的民主因素,以制约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倾向.在此基础上,使村和乡镇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建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机制.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视角看,＂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要逐步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应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水平,探索治理视野中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参与的长效机制。     

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与出路

家庭经营制度下的个体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在与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等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处于较不利地位。通过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的途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类农民组织,是增强农民抗衡侵权行为的能力,解决个体农民弱势难题的根本途径。     

反哺农业背景下乡村治理路径创新

在反哺农业背景下,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涉及到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目标体系的重塑和农民参与方式的打造等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发展、农民身份和农业经营的根本性交革,乡村治理必须在处理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市场以及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层面实现路径创新,即以组织化方式推进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以合作化方式推进农民与市场的有机衔接、以制度化方式推进乡村公共利益目标实现的最大化、以利益相关方式实现村社居民的自主性参与.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及其根源——基于S镇T村的调查

已有的形式主义研究理论成果，对解释和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有待深入，一个主要的被忽视的因素是乡村治理的乡土性。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常规性“小事”被忽视、名实分离的乡村自组织功能失效、利益化的临时性小团体凸显、政策选择性执行等形式主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压力型体制、官僚化、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外，村级组织行政化、村庄结构混乱和农民社会资本缺乏及其形塑的策略主义也是重要因素。要治理乡村中的形式主义，必须以根治策略主义为指向，净化乡村的政治生态。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新型综合性农协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以农民精英为主导的,集经济合作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跨乡镇的新型农民自治组织.该社区组织是在乡村治理出现诸多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困扰.综合性农协会走出困境,需要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以及农协会自身制度建设,并与基层组织和村两委形成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加强和改进农村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实践的调查和思考——以湖南岳阳市为例

进一步加强农村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是党在农村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政策措施要更加注重协调和整体推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选任机制要更加突出可操作性,逐步推行村支书公职化。教育培养要更加突出实效性,着力提高村党组织书记治理农村社会,引领科学发展的能力。管理监督要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适应农村特点和发展需要。激励保障要更加突出实质性,充分调动村党组织书记工作积极性。     

会首组织：羌族传统自治组织的现代恢复——以阿坝州茂县松坪沟乡岩窝寨为例

羌族村落岩窝寨是一个农牧二元经济、地方会首自治、发达的家族以及村落社区生活、以及虔诚的多元信仰体系共同维系的极具自治色彩的羌族村寨，这里的百姓一直都生活于自治共同体中。改革后生产队的解体及市场化等因素致使村落分化。但是，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相反，现代恰恰激起传统的保护性反应。1984年，遭遇现代影响的的岩窝寨村恢复传统的会首组织，其通过介入村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开始从昔日的全面治理村落转化为与正式权力共存，而成为整合村寨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会首组织一方面对于村寨秩序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尽管会首组织在变迁时代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依然对今日的农村组织建设有所启发。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乡、村组织变革与创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与繁荣是当前的工作重心。而长期以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环节上作用不明显,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度成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因此,后税费时期发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成为今后乡村发展的根本任务。本文从乡村公共产品的角度,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乡村组织在不同时期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认为须打破传统上我国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监督失衡等方面的弊端,重视乡村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的建设,通过构建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有效制衡的乡村组织,促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创新。     

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现象透析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一些农村封建迷信大有抬头蔓延的趋势,农村封建迷信泛滥的原因有历史的遗留、农村基层组织权威的下降、经济分散化、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封建迷信泛滥给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造成严重的危害.治理农村封建迷信现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专业协会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市场与政府三大行为主体的利益对接,体现了承载其上的服务属性和管理属性,成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云南省元谋县的农村发展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解析这种关系有利于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村级治理新型人才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迁。与此相适应,村级治理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从＂对上级的忠诚＂与＂有人际网络关系＂到具备较强协调能力,再到＂头脑灵活＂、＂执行力强＂的转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原有的治理人才需求标准的缺陷与现有的治理人才由于年龄、文化程度、政治思想、管理技能上的不足,使当前的村级治理陷入了困境。为此,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村干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加强＂本土化＂村干部后备人才队伍的选拔与培养,在条件成熟的相关院校开设＂城乡治理＂专业集中培养适应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的专门人才已迫在眉睫。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物质基础

村民自治权的保障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尤其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服务体系,村集体经济在保障村民自治组织正常运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保障村民自治权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