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

以详实的史料,论述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而稳定淮盐生产、保证盐课收入是清代两淮盐政中实行社会救济的客观与主观原因,朝廷政策性救济和民间互助性救济是清代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的形式,两淮大大小小盐官们是实际操作者。     

曾国藩与两淮盐务

淮盐业是清代封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门。以往,学术界对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与盐商经济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后期的情况则较少研究。本文拟分析同治年间曾国藩整顿两淮盐务的背景、措施及后果,对晚清的两淮盐业进行初步的探讨,对曾国藩的盐政思想也试予比较客观的评价。     

试论清代两淮盐政中的“助军”

在分析以“盐课”满足“军国急需”由来已久、而两淮的盐赋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论述了清代在两淮盐政中征收助军费用的形式、具体做法及激励措施,最后剖析了征（加）收助军费用对淮盐产销带来的消极影响。     

郭嵩焘盐政思想略论——以两淮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实行专商引岸制的盐政制度,至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后,破坏殆尽,其中以两淮盐政最为糜烂。郭嵩焘作为同光经世派官僚和学者中的一员,对两淮盐政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从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以规复淮南引地为主的盐政思想。     

论清代两淮海盐的缉私

清代两淮海盐的赋税是朝廷的大宗收入,在其生产、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名目繁多的私盐的冲击。为售销淮盐、保证朝廷的课赋收入,清代统治者极其注重两淮海盐的缉私,为此建立了涵盖两淮海盐的产、供、销所有环节的完整管理体系,制定了相应完备的法律法规。但因自身的没落,其收效甚微。     

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

在中国经济史上,徽州盐商自15世纪起便已崭露头角。其后,随着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其实力盛衰递嬗。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动乱,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徽州盐商的活动以及政商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书信、账册等资料),对晚清盐政史做一新的探讨。论文聚焦于两淮盐运使程桓生家族的盐业经营,该家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探讨徽州盐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影响。指出:晚清时期在两淮盐政中极为活跃的程桓生等人,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盐务总商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两淮盐政的重要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作者认为,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巨贾之倚赖便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与18世纪的盛清时代不同,太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政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隋代以前两淮盐业经济考述

隋代以前的两淮盐业,学术界少有述及。两淮盐业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即已出现,两汉时获得了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封建政权更迭频仍,两淮地区屡遭战乱,盐政、盐制也不断变化,但因人们生活需要和国家对盐业的重视,盐业经济仍能曲折性地向前发展。这对"苏北在隋唐以前,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苏南",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试论清代两淮海盐产运销中的量化管理

两淮海盐的赋税是朝廷国课的大宗。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两淮盐赋,清代统治者们继承了前代盐法中的一些行之有效做法,在两淮海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全过程中,其都采取了操作性强的量化管理的办法与措施。     

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

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是一起特大经济贪污案,为乾隆年间大案之一。本文就此案的起因、内容、乾隆的态度以及最后处理结果,作一些论述,以求教于大家。一、从“提引”谈起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实为预行提引案,几任盐政、盐运使勾结两淮盐商营私侵蚀预提纲引余息银两,数额在一千余万两。这年六月,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尤拔世芷任两淮盐政后,“风闻盐商积弊,居奇索贿,未遂”,乃上奏乾隆:“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乾隆三十三年)引目,仍令各商每引交银三两,以备公用,共交貯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     

两淮盐商与清代社会公益事业

两淮盐商是清代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之一,拥有巨额商业利润的两淮盐商,其资本流向是多方面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获取巨额利润后,积极回馈社会,将大量财富投资于修路造桥、救灾济荒、抚孤恤贫及捐资助学等,为清代民间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咸丰年间湖北盐政

本文以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川盐济楚"后,湖北的盐政状况、盐税收入为考察对象,尤其以咸丰五年后官文、胡林翼对湖北盐政的整顿为重点,对湖北盐政制度进行梳理厘清.运用档案史料,准确统计出咸丰五年后湖北盐税收入.探讨胡林翼的经济思想,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进行商榷辨析.     

《永乐大典》中发现的江湖集资料论析

历代出现的南宋江湖诗集本子很多,今可考知者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南宋书商陈起在宝庆初年编刻的《江湖集》;第二种是明代《永乐大典》引录的江湖诸集;第三种是清代乾隆年间由两淮盐政采进的《江湖小集》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江湖后集》。研究江湖派,本来应当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即陈起《江湖集》,可是这个集子早就亡佚     

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变迁研究

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由生产布局、划界行盐制度下国家构建的销售布局以及市场机制主导的销售布局构成,三者关系复杂且变迁频繁。滇盐产销布局在明代初具规模,雍正时期为解决盐政之弊,国家进行土井归公与取盈补拙的调整,奠定了清中后期滇盐产销的基本格局。乾隆时期食盐供应不足,官府广觅子井、借销邻盐和调适销售布局,形成了多处滇盐混销区,导致滇盐销区的盈缩。嘉庆时期民运民销制度实施后,市场机制下的产销布局占据主导,但市场竞争不利于盐课完纳,政府不得不重新实施划界行盐制度,构建界限有别的产销布局。受咸同战乱影响,清后期滇盐产销布局亦经历了无序运作与恢复的过程。滇盐生产布局变迁主要受市场需求以及国家盐政运作的影响,自雍正时期形成后就保持着稳定;销售布局则受生产布局、市场机制、盐政制度影响,不同时期各有差异。通过考察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的变迁与划界行盐制度的废立,能揭示清代云南盐政运作中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的互动关系。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盐业中的改纲为票

清代前期两淮盐商,是当时全国三大商业资本之一。盐商们“富至千万”,“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其资本之雄厚,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以千万计的巨额资本的形成,是与两淮盐业制度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两淮盐业制度史,对于论述盐商之兴衰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中的纲盐、票盐的变化及其与盐商衰落的关系作一些探索。     

两淮盐政普福案审始末

“两淮预提盐引案”系乾隆朝三大案之一。案发后,乾隆帝密令江苏巡抚彰宝速往扬州会同两淮盐政尤拔世审理此案。彰宝抵扬后对两淮运司账户进行盘查,查出普福涉嫌赃款额达银八万余两。乾隆帝闻讯震惊之余,下令将普福革职并将其任所资财查封。不久,乾隆帝又传谕军机大臣刘统勋等在京提审普福。为彻查案情,乾隆帝还敕令严讯卢见曾、赵之璧等盐官,并向商人施压。经过数月审查,普福终以侵蚀公帑数额巨大被抄家问斩。     

清代扬州盐商的兴衰与鸦片输入

扬州,自唐代以来就是一个商业繁盛的著名都市。清代,扬州是两淮都转盐运陡司的所在地,因而,四方豪商大贾鳞集■至,扬州成为两淮盐业的大本营。扬州盐商即两淮盐商,又称淮商、扬商,是两淮地区盐业商人资本的统称。扬州虽为盐商荟萃之地,但扬州盐商并不一定都是扬州人。     

清代两淮私盐考辩——基于对淮盐重要行销口岸江西的量化分析

清代两淮私盐异常活跃,尤其是清中叶,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私盐与官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私盐的市场份额甚至一度超过官盐。有学者认为,在清代,两淮盐区老百姓的食盐消费量基本上有一半来自私盐,即所谓的＂官私之半＂说。但对私盐经过合理的量化后便可发现,在不分时间与空间差异的情况下,笼统地将两淮私盐比重定性为＂官私之半＂其实是不确切的,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在某一年、某几年,或是某些特定区域内出现过,而并非有清一代和两淮各个行盐口岸的常态。     

清初的山东运司盐政

山东三面临渤海、黄海,自古以来,又称“滨海之区”,是我国北方海盐的重要产区之一。清代,山东运司盐产运销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其运司盐政事务“旧由长芦盐政兼管,每年春秋两季,盐政赴东省掣盐,例支盘费银三千两。道光年间,治专归山东巡抚管理。”山东运司盐场,“明于山东置场十九,各设盐课司。清初因之。”但到康熙年间,此十九场亦有裁并。康熙十六年,清政府将“高家港等七场裁并王家冈等五场管理”;十八年又将“官台、固隄二场裁并寿光、潍县管理”。雍正八年,清政府再将“海沧场裁并西繇场管     

魏源与两淮盐政改革

清朝盐政沿袭明朝旧制,实行官商垄断的"纲盐制",由于当时烦锁的产销制度,造成运道远、盐价贵、私盐猖獗的严重恶果.作为密切关心时局与民疾的魏源,提出在两淮地区实行"票盐制",打破了盐业的官商垄断,倡导自由竞争,促进了盐业领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为推动清朝政府盐业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