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论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体系

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是指在比较文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指导下，如何展开比较文学研究的学问。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不排斥西方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论，摸索出一种适合于我们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论，从而建立起包括比较文学本体论、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在内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创新性哲学诠释

戴震诠释《孟子》而成的《孟子字义疏证》 ,以“志存闻道”为治学宗旨 ,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源 ,以社会变迁为时代起因 ,属意于理气心性的本体论创新和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创新。在中国诠释史和哲学发展史中 ,具有终结封建 ,启蒙近代的特殊历史地位     

位移与超越: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文章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与世界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一样面临重新建构的问题。针对近年来关于比较文学规范与理论体系的主要争论,探讨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比较文学“失范”问题与二次危机论。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应当超越20世纪中期的“菲勒斯—西方中心”的理论模式,在全球化语境下,建立代表新学术思想的理论体系是比较文学发展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也将是中国学者对于世界比较文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新理论由学科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与实践论4个部分构成,重点讨论了各部分的主要内涵,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初步构想。     

论唯物史观的三大诠释模式及其解构与整合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其一百多年的传播和研究中形成了三大诠释模式：一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经典诠释模式,二是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实践诠释模式,三是以人学理论为基础的人学诠释模式。这些诠释模式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揭示了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同时又对人们全面理解唯物史观设置了视界障碍。因此如何解构这些诠释模式并整合其基本观点和内容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从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入手,则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平台和途径。     

论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局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探讨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实践本体论哲学，但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仅从物质本体这个意义去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局限性。造成这种物质本体论局限的根源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史实根源和物质本体论局限的方法论根源。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局限对从理论层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对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教育都有很大的危害。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文本,经典与诠释--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

从诠释学关于"文本"、"经典"和"诠释"这三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出发,阐明文本并非语言学上所谓传达作者意义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断要诠释和解读的未完成品或中间产品,经典并非属于过去时代的意义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义需要未来不断阐明的历史性和规范性统一的构成物,而诠释也不是一般科学所谓知识论的客观或中立解释,而是主体不断与文本周旋的经验和实践的参与。当西方经典诠释在近代重Klassische在当代的意义生成时,中国经典诠释却仍着重Kanon原有固定化的经义的施教,因而当西方经典诠释强调认识论的客观解释时,中国经典诠释却强调实践的和教化的理解。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不是以西解中,也不是以中解西,而是中西互解,同样,古今中介既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厚今薄古,而是古今不断生命沟通和融合。我们是在与经典作品的不断交谈中获取新生,同时,经典作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交谈中生生不息。     

如何朝向事实本身?——调查研究的本土经验及其方法论反思

调查研究方法作为社会学研究最常见的方法之一,中国学界在实际使用中巳开始针对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进行反思,找到了一些相应的策略,积累了一些经验.不过在方法论的反思上仍相对薄弱,甚至误将对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等同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方法论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关联与张力来看,方法论反思不宜脱离实际进行纯粹形而上的争辩,要结合具体研究实践的需要,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超越西方既往各种"主义"的藩篱,汲取有益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养分.如何朝向事实本身的方法论追问,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方法论自觉,采取实践取向,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实践议题.     

立法方法论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性重构

作为立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方法论长期被遮蔽在“司法方法论”范畴之下，甚至一度被学术界和立法实务界忽视。当前关于立法方法论的研究，主要分化为“本体论”和“认识论”两种观点，其本质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缺陷是停留于静态立法方法的形式差异，而忽略了立法方法的动态应用(立法实践)分析。实际上，在动态应用视角下，实践论就是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立法者“从实践出发”诠释立法方法的理论结果。它表现出强烈的“立法/法律二元化”倾向，并被看作是动态的方法选择和立法优化的方法策略。而实践论下的立法方法论体系构造，也以“归纳”概念及其逻辑为依托，凝结出“方法有效性+结果有效性”这一复合型结构，由此形成一套集合价值型方法、技术型方法和创新型方法的方法体系。     

经典文本深度解读与全新研究范式建构的探索——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的文本解读方法述评

《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是一部从文本解释学视角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力作。首先,作者溯源求本:十分认真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精心解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同时在对文本进行精耕细作中,洞观底蕴——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思想与方法论上的异质性和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构架;其次,甄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理路与文本“症候”,建构全新深度解读研究范式,把握他们思想的理论逻辑、言说者的语境、理论旨趣和面对的“问题式”;再者,超越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典文本具有“在手状态”的现成性,进而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蕴涵的多重思维向度及其理论内涵。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文学理论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

把中国古代论资源与西方理论模式完美地结合为有“特色”的中国当代论,是学理论界关于“建设”话题多番讨论后的共识。本认为“建设”的前提是对当代论本体论的追问和方法论的定位,当代论必须回到中国特定的化语境中,回到学事实中,从对学的感性理解和理论阐释中获得逻辑体系、思想能力和学术品位,还原学理论的人主义本质,使当代论真正实现其研究学的理论意义。     

意－象－言：意象哲学简论

意－象－言,是易道之全体大用,贯通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未发已发、本末源流、有无显微、性相体用,以同观之,莫非“意象”,故曰“意象哲学”。与此相应,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特质的诠释,既非“本体诠释”,亦非“现象诠释”,而是“意象诠释”。返之,意象哲学便是以易、道、心三者为本体之一贯的哲学,具有思维圆融性、结构整体性与形态意象性三特质的哲学。以史观之,意象哲学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诠释,是“无我”的、“史学” 的、主客二分的“照着讲”,是思维方式与诠释方法;以论观之,意象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重构与发展,是“有我” 的、“哲学”的、主客一体的“接着讲”,是哲学观与本体论。简而言之,意象哲学是以“意－象－言”这一思维－结构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意在揭示传统哲学固有之特质性,从而确立其主体性,彰显其民族性。     

对科学技术追问三种形态的总体性追问

当代西方哲学家对科学技术反思的理论形态主要有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追问、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批判,这些追问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坚持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克服了他们的局限性。     

人类学形式与实体的方法论实质和理论溯源

文章通过对哲学本体论中的重要问题———形式与实体的理论溯源及其方法论实质的深入剖析,重新审视了“普遍性”与“相对性”对于社会实践的深邃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了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精神及方法论原理,探寻出“关系”和“理解”对于人类学的重要含义。     

“创造的诠释学”之判辨

傅伟勋融汇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考证训诂传统以及义理之学，架构出“创造的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从忠实原意出发，走向原意的超越，落脚在新意义的建构上，将自身展示为顺序进行而不得跳跃的五个辩证的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造的诠释学是中国 诠释学建构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开风气之先，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获得的思想经验，弥足珍贵。但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考察、系统内部逻辑关系的检视和方法有效性的证立，这导致其内部不时会出现紧张、冲突和相互反对现象，典型地表现在“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的初衷是方法论的，但其理论旨趣却明显偏向诠释哲学，而其对诠释合理性或有效性的说明又不得不依凭于哲学诠释学。与傅伟勋对话，取“创造的诠释学”之长，纠补其短，是后来者必须承担的思想任务。     

冷战后西方地缘政治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启示

冷战后西方地缘政治研究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方法论和历史实践的反思,深刻批判了传统理论中的物质决定论、国家中心论和霸权主义色彩,丰富了地缘政治的分析层次和研究领域,对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与传统理论相比,冷战后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上仍存在一定问题,政策操作性较为薄弱。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对一种反批评意见的初步回答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这种本体观曲解和泛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并将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等同,由此组合成“实践存在论”。“实践存在论美学”建立在“实践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与西方“实践派”理论和国内“实践美学”有着内在关联,其本质在于以西方存在主义存在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及其历史观。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突破,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