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信仰与商帮治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比较制度分析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经济现象的历史演变规律。我国明清时期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商帮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商业文化的特征。分析这两种商帮模式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有效了解文化信仰对商帮治理的不同影响,进而对当前企业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     

发展契机与成长环境:冀商与其他商帮的比较研究

冀商的历史源源流长,在中国商业史上有着辉煌成就,但远不能与徽商、晋商、浙商、鲁商等相比.冀商与其他各大商帮的差距究竞在哪里?其他商帮的发展可以给冀商哪些启示?本文从商帮成长发育的机遇、政府力量、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区域特点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探究各商帮兴衰的原因,并从中考察冀商发展中的欠缺与不足.冀商应成为推动河北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跳出河北发展河北"的先行者和主体力量.     

明清晋商与徽商兴起的原因及其商业伦理

随着明清帝国的建立和地域版图的重新划定,明清的地域文化往往被重塑成一定的原型模式,晋商与徽商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两大比较活跃的商帮势力。二者都受到各自日益朗化的地域文化原型白虎和玄武形象的影响,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商业伦理,成为促进两地商帮兴起的根本原因。     

晋商治理制度研究

明清两代,晋商曾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的治理制度为延续其事业的辉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商的两权分离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风险防范制度等,对我们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近代上海商人文化的特征

沪商文化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的商业文化，与明清时期出现的徽商文化、晋商文化有极大的不同，其显著的特点有：（１）多元开放性；（２）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３）完全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的定位序列，使商从四民之末跃居四民之首；（４）竞争与创新意识较为突出；（５）具有较强的政治关怀     

婺源徽商的商业道德及成因浅析

引言：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商业舞台上，徽商是最主要的商业群体之一，他们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品德、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理念。婺源徽商是徽商中的一支重要而独有的力量，剖析婺源徽商的商业道德及成因，对于推进诚信建设，打造诚信社会；对于秉承老徽商传统，打造新时代徽商群体；对于内地县市实现突破常规，谋求发展，都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当代浙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清晰的继承关系,而当代安徽和山西经济与徽商或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则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文章通过对浙商、晋商、徽商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背景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则不具有这种亲和性,这正是浙商、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在当代延续或不延续的主要原因.     

徽商与收藏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商品流通的目益广阔，商人资本的空前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崛起了一批商帮集团，如徽商（新安商人）、晋商（山西商人）、陕商、洞庭商、闽商、粤商、江右商、吴越商、龙游商、宁波商等，其中尤以徽商和晋商的势力最为雄厚。     

近现代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及其原因——兼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运用比较方法，对近现代回族商业的繁荣及其原因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作者认为，晋商、徽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衰落和同一时期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系统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一制度因素对商业经济的兴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继承回族优秀商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增强全球化意识、提升现代企业精神，应成为当代回商群体的共同追求。     

“徽商”难再“涛声依旧”

前几天，我在博客上拜读了一位山西博主呼唤重振“晋商”雄风的博文，跟了一副贴子。“徽商”、“晋商”同处于我国的中部地区，交通及通商条件也大同小异。两大商帮在晚清乃至民国初年都曾雄霸中国经贸市场。现代两大商帮的后裔们都在提出“重振雄风”的口号。官方更是竭尽全力招商引资，推出多种举措，力图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传统文化与越商企业家精神特质——基于与晋商、徽商比较的视角

传统文化是造就企业家精神特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越文化熏陶下的越商,具有冒险、创新,勤俭、敬业,诚信、合作以及家庭、企业相伴等企业家精神特质。把越商企业家精神与我国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进行比较,发现创新、勤俭、诚信等是促使晋商、徽商兴旺的重要原因;而不注重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官商结合、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化色彩等是导致晋商、徽商衰落的精神性原因。     

论徽商文化理念的多元归一性

徽商作为一个商帮，产生于明清儒释道的大融合时期，其文化理念不仅突出了徽州的地域特色，而且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徽商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铸和运用，将儒释道思想融会贯通于一体。通过评析徽商文化理念的构成，有助于更为确切地把握和理解徽商文化理念的内核。     

清代前期的山西商人

明清时期最有势力的商人是徽商和晋商,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是当时资财最富有者。因此,探讨有关徽商、晋商的问题,对开展我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是必要的。本文拟对晋商及其商业活动作一简单评介。     

您知道“徽商会馆”么？

在我国明、清时期曾经风生水起叱咤商海的“十大商帮”（徽州帮、山西帮、宁波帮、陕西帮、山东帮、广东帮、福建帮、洞庭帮、江右帮、龙游帮）中，诞生于安徽省古徽州的“徽州帮”一直是稳居榜首的；而在由徽州商帮创造的博大精深的“徽商文化”宝库中，“徽商会馆文化”则一直是个温馨、多趣却又神秘的话题——尤其是在“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已经在“弘扬徽商精神，促进安徽崛起”的主题下成功地举办了4届、并已成为安徽省一块亮丽的经典品牌的今天。     

晋商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晋商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它对晋商的商业活动具有伦理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均是在传统文化约束和影响之下进行运行的,它一方面保证了晋商的长期兴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晋商的衰落。     

传统徽商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在距今80至400年的中国财富版图上，有一个绝对可以称得上奇迹的伟大商帮，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及商业的落后认知，将商人以一个集体的面目从“九流之末”从容地推向历史前台；他们将长远的商业巨利与磅礴的社会大义完美结合；他们将博学鸿儒的经世济国之志与社会民生的头痛脑热共融于一腔沸腾热血。他们就是近现代中国商业神话的缔造者——徽商。     

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

明代中期以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兴起.而徽商恰恰是这一地区人数最多、资本最大、最为活跃的商帮,徽商为长三角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徽商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加速机:徽商的活动催生了一大批市镇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城市的繁荣.第二,徽商是长三角文化繁荣的催化剂:推动了学术进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繁荣了艺术事业.第三,徽商是长三角社会变迁的助推器.举凡这一地区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级制的被打破、社会风气的变化、商业精神的传承等等,徽商作用甚为显著.     

探论徽商诚信为本的贾道商德及其鉴今益世作用

明清时期徽商能够跟晋商比肩伯仲同为商界劲旅，在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史上挥写就一页浓墨重彩的篇章，其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正在于徽商大多崇重诚实守信，忠诚立质成了徽商待人接物的圭臬，信义存心成了徽商从贾成业的法宝，诚信为本反映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实质，以其照鉴用于今世，呼唤诚信的复归，犹似一帖良方，可望发挥医疴澄宇的功用。     

论徽商精神的继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再构

徽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之一。是以徽州这一地缘纽带所联结起来的商人群体。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我国沿海地区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徽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商人，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江浙一带靠经营茶、盐、药材、棉布、砚墨和典当业发家致富。迅速崛起，到清朝时期则趋于鼎盛。徽商在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依托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产生了独到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构成了徽商精神的核心和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