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共用资源:获取遗传多样性资源的结构、功用和价值

生命科学中的创新取决于产生多少信息和信息共享的范围与便利程度。管理科学共用资源——或者是限制性更强的信息空间——的政策决定了信息发布的范围和速度。本文旨在强调科学共用资源的重要性并分析其结构与功用。我们的分析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在组织科学共用资源时,物理资源(从基因到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特征和不同研究社群的标准与信念(想一想人类基因研究中的百慕大规则和生物开发中的贝莱姆宣言)对我们作出的体制选择都很重要。我们还指出:科学共用资源有助于解决巴斯德象限(当信息既具有科学重要性也具有实际应用性的时候)中知识生成所遇到的某些集体行动难题。我们指出这两个难题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性。我们将这两个难题分别称之为普及与创新难题——创新得到普及的难易程度,以及开发与利用的难题——当应用需要集体行动时。     

公共服务型政府行政公产法律研究

当下政府行政方式正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授益行政转变。行政公产是政府公共行政的必然需求,是行政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行政活动的物的手段和条件,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社会环境、增强公众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由于法律规制的缺失、公产自身的脆弱及公产管理的混乱,时有侵占、侵吞、毁损公产等行为,因而必须在制度、司法等层面对行政公产加以特别保护,同时还需把对行政公产的有效管理和行政立法提到政府行政的重要议程上。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论公司债券投资者的权益保护

公司债券投资者是发行公司的投资者,是公司物质资本的提供者,债券投资者与发行公司之间是一种已经证券化了的债权债务关系,这是公司债券投资者的法律特征.关于债券投资者保护的法学理论有: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契约论等.公司债券投资者保护的具体制度有:公司债信托制度、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公司债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制度等.     

论居民身份证功能的扩展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2011年新《居民身份证法》规定了采集指纹信息,将生物特征信息应用于身份证制度。居民身份证功能扩展与公民隐私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采用了多项新技术,证件安全防伪性能有很大提高,使公民个人隐私得到更多保护。同时,公民将自己的身份信息提供给了国家,也就丧失了这部分隐私,隐私权的内容和行使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制约。借鉴美国社会安全码和香港智能身份证制度的经验,中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建立统一的公民身份信息保护机构,在行政指导下规范使用身份证信息的行业自律,根据不同的泄露渠道确定相应法律责任,发挥身份证信息保护中公民行使权利的作用,健全法律监管,斩断身份证信息泄露的利益链条。     

“信息封建主义”说的主要贡献、不足与完善——与彼得·达沃豪斯及约翰·布雷斯韦特教授商榷

"信息封建主义"说揭露了《TRIPS协议》出台的真相,抨击了它的不平等性和弊害,还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如民主化产权等。但是,"信息封建主义"说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改革方案相互存在抵触、有的改革方案不具体等。对"信息封建主义"说的完善,主要应按照民主化产权程序,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一收""一扩":"一收"即将知识私权的权利边界进行适当收缩和限制,扩大和加强公共领域保护;"一扩"即把发展中国家占优势的传统资源剥离出公共领域,纳入知识私权范畴。     

政府信息公开“三需要”的现实操作

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体现,也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中关于"三需要"的规定引起了学界关于申请主体资格的争议与讨论。申请信息公开的主体,根据"三需要"条款的规定,被限制在与生产、生活、科研有关的范围内。通过对制度建设的理论分析,以及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经验的比较研究,"三需要"不应成为对申请主体资格的限制,至多是说明理由的需要,从而提出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主体资格制度的发展路径。     

产何以存?——清代《巴县档案》中的行帮公产纠纷

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中70个行帮公产纠纷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重庆的行帮更倾向于通过诉讼解决此类问题。在清末新政之前,行帮的确能够凭借与地方官府的互惠关系,比较有效地利用法庭处理纠纷、保护公产。但是在新政实施之后,地方官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转而利用诉讼剥夺行帮公产。基于此,可以运用"官府掌控下的‘理性市场’"这一框架来分析,即官府主导着市场的命运,但也会在经济、社会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给市场发展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然而在面对财政压力和形势突变的时候,官府又会不遗余力地剥夺工商业者。这些既矛盾又共存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微妙、变通的制度安排,清代中国许多地区或许都存在着"专制统治"与"理性市场"的共生。     

构建中医药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探析

传统知识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保护方式上有很大局限性,将中医药资源纳入此两者保护范畴,有使中医沦为西医的"补充性"医疗手段的风险。作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与西医并行的医学科学,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应符合其自身特性,而不应一味遵循西医保护模式。当前学界普遍主张优先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中医药资源,认为商业秘密保护相对于专利保护具有现实优势。构建我国中医药商业秘密保护制度,需要首先明确保护的价值取向,秉承用中医思维来解决中医药问题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克服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和制度设计之间的矛盾,对既有制度进行整合与协调,尤其要完善中医药私法保护体系,形成以私权利为基础的综合保护机制。     

论国有企业的公产地位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公产区别于行政私产的本质特征在于是否服务于公共行政目标,从而被赋予了某些具有公法属性的特权,并承担了某些具有公法属性的特别义务。我国的大型垄断性的国企属于公产的范畴,不具有垄断性的中小型国企则属于“准公产”。为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应将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纳入公产企业概念的范畴,将现有的国有企业的管理纳入行政法的体系,通过制定和实施《公产企业法》实现对国企的有效规制,其中公产企业的甄别制度、公产企业的分类制度和公产企业的特别义务制度是《公产企业法》的三个规制重点。     

年鉴服务社会的三种基本方式：信息,知识,资料——兼论年鉴产业化与知识经济

年鉴是信息载体,年鉴最基本的属性是信息,它强调信息的权威性、科学性、真实性和实用性。它除了以情报资料研究成果的形式为社会提供丰富精确的数据、文字信息和资料外,还要研究怎样将地方或行业的各方面信息资料组织成为以年度为周期的科学完美的知识体系,从而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知识及资料优质服务。在迈向知识经济新纪元的今天,如何才能让年鉴丰富的信息、知识及资料     

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知识是连接实践和认识过程相继的一个中介

在当今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中,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已成为现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科学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大,因而,探讨知识的辩证运动、研究知识内容、结构及体系,揭示科学知识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已成为现代认识论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一、知识应是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什么是知识?《辞海》解释:“是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科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体系.科学知识的本质是揭示客观世界及主观思维发展的规律性,其作用能指导人们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科学知识作为实践经验的总结、认识成果的结晶,它属于不属于认识论研究的范畴呢?列宁指出:“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它一切领城中     

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企业提高职工劳动报酬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社会成本-收益框架下的讨论

企业职工劳动报酬过低是导致社会风险累积性成本增高的重要因素。企业主动承担起提高职工劳动报酬的社会责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符合企业和社会整体的长期利益。企业提高职工劳动报酬内生动力的发挥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市场化收益回报路径受阻两大障碍。因此,需要完善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增长的评价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选择性激励制度、组建地区性行业工会组织来构建基于企业内生动力的劳动报酬增长机制。     

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利用与保护的基本法律问题与立法规制

在智能化和法治化的新时代，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已成为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重要方式。公共视频监控系统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保护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项目。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的技术手段和法律属性需要以立法形式加以规定。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综合应用需要在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中进行，尤其是视频监控图像信息公开使用与信息安全、隐私权保护之间的法律制度设计。因此，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的法律规制工作应对法律主体、基本原则、权利体系、法律监管、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利益集团、政府类型与经济繁荣——奥尔森国家理论解读

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兴起并非由于社会成员任何形式的契约协定或自愿交易，而是强权者理性且自私的产物。保护产权和契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也是出于统治者自利的刺激和需求。为防止统治者或利益集团侵犯个人权利和过度掠夺社会财富，一是需要稳固的民主体制，二是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繁荣的政治条件。     

敏感领域社会预测的“决策—参谋困境”及其破解

仿真模拟是预测的前沿方法和技术,但是由于某种保密和统计制度的限制,预测者得不到所需要的数据或真实的数据,那么其"仿真"也就成了"仿假",即使预测方法再先进,其结果也必然荒谬。现代预测作为一种"科学+艺术"的工作,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和专业预测工作者合作完成。因为在较大面积信息盲区存在的情况下,其未知空间只能靠领导者的经验和直觉来弥补,但多数领导者对复杂的预测技术往往一无所知,而专业预测者又缺乏必要的情报信息和经验来源。这种来自长官和僚属双边的缺憾常常致使预测工作陷入困境,对此我们称之为"决策—参与困境"。这一困境在社会预测的敏感领域尤其如此。     

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理论基础探究——法哲学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

知识产权法本身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旨在激励知识创新和促进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平衡。但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利益失衡,导致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合法性质疑。由此,必须防止私权保护不足或私权保护过度而损害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分析需要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