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活法与明清小说评点的文学意韵

明清很多文人都涉足小说评点,他们生活在科举社会中,都曾致力于举业,在评点小说时,从评点方式、内容到评点语言、体式,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八股文理论,使小说评点的理论和风格带有鲜明的八股文色彩。综合小说评点借用的八股文文法发现,文法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活法这一方面。八股文活法是对死法的灵活运用,小说评点者借用活法,意在表现小说作品的文学意韵。     

文化诗学语境下的中国小说评点关键词研究

关键词研究,主要是分析中国小说评点中使用的相类、相同词汇,如"文心"、"史笔"、"才子"等,发掘这些词汇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与历史的内涵。同时观照这些词汇内部的关联,描述由这种内部联系所勾勒出的潜在理论体系:以文心为核心,以作者、作品、评点为支点所构成的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体系。关键词研究可以展现评点者的运思与表达方式。因此在文化诗学语境下,对中国小说评点进行关键词研究,是对小说评点主体的一种人文关怀,是一种在文本与历史中对评点主体活泼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对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的可行视角。     

张竹坡小说评点家的角色意识与主体间性

文学主体间性的生成来自于文学交流的审美实践,张竹坡的小说评点展示了评点家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在《金瓶梅》的评点中,张竹坡与作者达成了“高山流水”式的共通之感;与小说文本实践着丰富的情感交流：设身处地地体会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以作品形象观照自身的审美理想;并在交流中达成理性分析与理论建构,揭示了小说“市井文字”的美学风貌和“世情小说”结构的全新追求。张竹坡小说评点的主体间性已微露现代性的光芒,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审美接受视域下的《金瓶梅》三家评

《金瓶梅》问世后,影响较大的评点本有崇祯本、张竹坡"第一奇书"本和文龙评本。在审美接受视域下来看,评点者同时充当了小说第二作者、读者的精神向导和高明的鉴赏者的角色,三家评点者在《金瓶梅》的审美接受方面各作出了较为独特的贡献。     

《西游记》道教评点本再解读

清代先后出现过六家以金丹之道评点小说《西游记》的评点本,六家评点本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过程。指出道教内丹修炼的要旨,批驳内丹学之外的一切旁门左道,借助五行和《易经》的义理和卦象阐释金丹之道,这构成了《西游记》道教评点本的主要内容。《西游记》小说回目和文本中大量的宗教术语和诗词,是评点者以宗教眼光看待和评点《西游记》的最表层化的因素;中国文人以文证道的思维模式,是更为深入的内在原因;评点者身份的改变及其思维的进一步道教化、非文学化,是《西游记》评本道教化的内在动力;《西游记》道教评点本对内丹学的阐释也是清代道教总体衰微、而内丹学却特盛的体现。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由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和文人传播群落组成。购买、征稿、组织创作等稿源渠道汇集了一支稿源队伍,组成了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表现为家族性和绘、刻一体性的特点。文人传播群落主要包括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评点者和序者,注解和评点者大多为书坊主本人,注解和评点的也是该书坊刻印的作品,注解和评点的目的主要袁现出商业性、理论探讨性特点;序者以作者和刊印者队伍为主。     

中国诗文诸种体裁评点及其兴衰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文评点这种文学现象，由于社会的诸多原因，曾几起几落，评点家们的评点对象（文体）也因之更迭，从古文、程墨，到诗歌、小说、戏曲，以至经典著作，各领风骚一阶段。本文就这些文体的评点兴起、辉煌与衰落原因作了浅探。对热心于中国诗文评点形式研究者，不无参考价值。     

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分别体现——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人物论扫描之一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文字中,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评价颇多。无论是人物形象本身所具备的社会意义还是审美价值,也无论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还是读者对书中人物的观感,评点者们都进行了耐心的探讨和深刻的研究。而其中,评点家们对小说作品中人物身上的集体意识———传统伦理道德和作家本人的个体意识———作者心灵展示这样两个问题的评论尤有一定的深度。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及其批评者,理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注意一二。     

试论《四书评》中的《论语》评点

《四书评》是一部重要的经书评点著作,其中《论语》评点充分体现了评点者的评点特色。评点者对孔子推崇备至,但绝不迷信孔子,有时甚至调侃孔子。评点者在评点《论语》时十分关照现实生活,以古思今,托经言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评点者对于《论语》的章法结构和人物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体现了评点者的文学审美趣味。     

明清小说论中的几个相对应的基本理论

明清小说理论主要是小说评点家的批评理论,同时也包括一些涉及蓟理论问题的小说题序、笔记杂著等。小说评点与戏剧评点是孪生姊妹,都兴起于明代,由古文评点发展而来,其奠基者是杰出的思想家李卓吾(李资,1527——1602)。李卓吾写了《忠义水浒传序》,又亲自评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见《焚书·与焦弱侯》)。他通过小说、戏剧批评,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的判逆思想和文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开创了明代小说戏剧评点之风。     

女性主义眼光下的《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是一部男性话语的叙事作品,小说中一些女性人物形象,在叙述者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或祭品。而以往的评论者却忽视了作者这一价值观对女性人物所造成的戕害．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面临着三大问题：“性”与“爱”的分离、身份缺失以及“阴茎羡慕”。     

论欧阳修词评价与文人审美情怀

欧阳修词集无定本,词风多样,历代评论者对其评价不一,但这些评论都流露着他们的审美情怀与审美文化心理。其审美情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欧阳修词中所流露出的人格美;二是重视欧阳修词的艺术美。这一审美情怀与评论者的审美文化心理密不可分:一方面他们喜欢小词的词情美;另一方面又受到儒家文化追求人格美的影响,对于不合规矩的小词加以排斥。总之,这种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论者的审美客观性,应引起人们深深地思考。     

《红楼梦》情节的"对照美"--以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的对照为个案

"犯而不犯"是明清人对"犯"与"避"这一对待性范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界定,当时的小说评论家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审美功能.<红楼梦>中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这一对情节,也体现了这一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具有"对照"美.     

从历代评价看《君主论》的历史意义

马基雅维利因《君主论》而享有盛誉,然而该书历来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该书把政治研究从伦理中解放了出来,用经验研究取代了规范研究,具有充分的科学精神,所以马基雅维利是政治科学之父。另外,《君主论》中的爱国情怀突破了意大利一国的疆界而具有近乎普遍的意义,昭示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发端。对此,许多论者持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地指出,《君主论》是专制主义的御用秘籍,它对道德的蔑视是毒化政治研究的开始,马基雅维利主义必须被唾弃。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入场途径及知识形态

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认识，很多论者将其归纳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分天下，或者简化为“左”与“右”的区别。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场，最初文学批评中看似缺席的“浪漫主义”文学知识，隐匿于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之中，并在科幻小说，舒婷、顾城等部分“朦胧诗”创作，昌耀和海子的诗歌，以及部分所谓的“知青小说”创作中得以延续。主要经历了由“想象”到“抒情性”的认识过程。     

清代学者对贾探春形象的阐释研究

清代评论者对探春形象的理解与阐释是《红楼梦》无限发展的接受链条上的第一环,他们对探春形象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人理解的基础.他们对探春形象的理解表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探春性格典型化的过程就是由不同接受者阐释而逐渐丰富发展的过程.     

浅析加强少数民族文版党报新闻评论

文章论述评论工作在党报中的重要性,并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党报中缺少评论的现象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如何培养和加强评论工作者的建议。     

从《自由》看国家话语与解放区文学中的爱情想象

《自由》是梁彦发表于1941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的一篇寡妇和军人婚恋题材的小说。小说对寡妇自由恋爱的大胆叙写，以及其中洋溢的人性之光，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解放实践借助国家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获得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了延安文学情爱叙事中国家话语相对于情爱叙事所具有的逻辑上的优先性、支配性，妇女解放实践相对于革命历史主题的从属性、附属性，从而映射了妇女自由解放之路的任重道远。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沈从文《边城》的审美内涵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是一部乡土抒情诗式的带有悲悯感的长篇小说。一方面,作家以记忆中的湘西世界为原型建构了他的理想中的田园乌托邦,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亲子之爱、人类之爱等集中营造了一座令人向往的人性神庙;另一方面,又通过人物命运中的一些偶然性事件的发生使这种美的存在同时被解构,字里行间隐含着作者内心深处的沉忧隐痛,从而使整部小说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剧气氛。     

鲁迅小说与心理分析

鲁迅是最早接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不仅翻译了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厨川白村的理论专著《苦闷的象征》,而且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小说创作中。鲁迅一方面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揭露封建卫道士的伪善,撕破四铭、高老夫子等正人君子的外套;一方面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挖掘各色人物灵魂深处的潜意识和隐意识;同时,鲁迅也更深刻地解剖自己。他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心理分析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