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从“历史形态学”到“文艺形态论”--并论比较文学的“世界文艺关系观”

本文借助人类“文明形态论”成果,特别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通过对之进行汲取与改造,建构起一种“文明形态论”框架下的“文艺形态论”。当把“文艺形态论”挪移至比较文学研究时,一种“平行研究”的形构便自然地呈现出来。“文艺形态论”与“平行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暗含着比较文学的重要原理;比较文学者所执持的“世界文艺关系观”是左右比较文学研究形貌的隐形之手。     

从“三个代表”反思“政治”概念

“政治”也许是人们最为耳熟能详的词语之一。政治的含义也是人们最难完全弄得清楚与明白的问题之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拔乱反正”以来，我们重新恢复关于“政治”的正确理解。重新学习了列宁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科学论断，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当作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最大的政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到历史的新阶段

江泽民同志在创立并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高度概括总结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理论,创立并形成了新的“先进生产力论”、“先进文化论”和“人民根本利益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到历史的新阶段。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论鲁迅的美学自由主义思想

鲁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崇尚诉诸自由却又批判利抵牾西方自山主义学说，对“鲁迅是非自由主义”的论争都将陷入鲁迅自身这一事实表面的忡论之中。强凋口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放逐与超越，是鲁迅独立自由“立人”思想的启蒙话语，它是美学自由工义的，与西万近代理性自然法以来强调土体存在的“自由至上”的权利自由主义存在着言说方式晌区别。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挖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挖掘最深的作家。在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进行猛烈而全方位的抨击时,他非常注重在批判对象的思想与精神深处进行发掘。其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的深刻性在于:不但惊醒了世人,而且昭示了后人,为后来者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

《恒训》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贿考案被判"斩监候"后在杭州狱中写的一篇家训,原训文稿已佚,现有鲁迅抄录的稿本存世。鲁迅对祖父贿考案一事有一种痛定思痛的隐痛,因此,在离开绍兴的时候,鲁迅有意识地消除了祖父在家庭中的其他遗物,却保留了自己手抄的《恒训》稿。《恒训》不仅是了解鲁迅故家败落的一份原始资料,而且也是解读鲁迅与祖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文物参照。     

科学理性的生命观照——论鲁迅早期的科学思想

鲁迅的科学思想基于其生命主义立场。鲁迅看到了科学理性的理性特征,但他更愿意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理性,把生命意识看作是科学理性的本体。据此,鲁迅认为科学理性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是“长时段”的而非急功近利的。这正是鲁迅否定洋务派思想的主要根源。     

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

以欧洲现代化进程及其相关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参照，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变革进程。鲁迅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选择了现代化启蒙，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并没有因此而选择鲁迅。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传统文化血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叛逆的勇士",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疑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及翻译活动产生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鲁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出一条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狂人疯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

细读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考察狂人进入历史的机缘问题以及进入之后的选择问题,即可由此“逼”出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关联。狂人是在常人社会将其视为疯癫之后被逼入自身的历史处境的。正是在现实中的被“吃”,使他真正理解到现实和历史的“吃人”。对“吃人”的发现使他身处二重危机如果他不能及早地获得“罪的自觉”,只以拯救者身份凌驾世界,有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吃人”者;如果他及早地获得了“罪的自觉”,又有可能在原恕自己的同时原恕了“吃人”,重新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吃人”者或被“吃”者。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在疯癫的罪名下与被“吃”者一同被“吃”;狂人所遭遇的二重危机,也正是现代性自身所面临的危机。避免这二重危机的唯一可能性方式,就是要彻底处身于对他人与自身的双重绝望中,从自身的“罪的自觉”中更深刻地体验着一切“吃人”的罪恶,并把“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作为其“工作”的最终指向。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为民找魂--论鲁迅的早年精神求索

从三个方面求证鲁迅的早年精神求索--寻找民魂的历程.在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中,查证"民魂"丢失的根本所在;认证"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立人"、"立国"的启蒙思想,为此,必须恢复"民之信",使民众发其"内曜";在"摩罗诗人"与民众的关系中,确定恢复"民魂"的前提条件.这样,将鲁迅早期的理论主张就定格在"民众"立场上.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多层次、多侧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鲁迅精神"。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将鲁迅及其精神限定在党派政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牺牲与救赎:从《伤逝》《奔月》看鲁迅的自我拯救

鲁迅小说《伤逝》里的男主人公抛弃爱人的设计源于鲁迅在"牺牲论"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之间的挣扎;《奔月》里的男主人公被爱人抛弃的设计源于鲁迅在新的生活道路面前的茫然失措。两篇小说从"抛弃"到"被抛弃"的文本设计,寓含着鲁迅"抉心自食"的自我救赎。在许广平真挚爱情的感召下,鲁迅经历了心灵的炼狱,终于走出"牺牲论"而决意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从而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拯救。从《伤逝》到《奔月》,鲁迅完成了从个性解放的提倡者到亲身实践者的角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