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史剧研究的新收获——读韩立群《郭沫若史剧创作论》

《郭沫若史剧创作论》(韩立群著),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近年来郭沫若史剧研究中的新收获.《郭沫若史剧创作论》不是对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般性阐释,它是从文艺美学的理论高度出发,在对郭沫若史剧作品的具体感受和理解以及各部作品相互联系的整体把握中来研究郭沫若的史剧创作的.因此,本书的重要特点首先在于理论的深刻及结构的完整.本书从史剧创作的"真实性"这一最基本的美学问题出发,以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对史剧"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思考,提出了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新工业革命与意识形态消失论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支撑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相互激荡、不断融合。超越情感意志、阶级取向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消失论不绝于耳。我们不能无视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固守传统意识形态观,也不能回避、淡化意识形态,更不能推导意识形态正在消失的结论,而要立足当代实践,尤其是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进展,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先进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具有包容性的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高新科学技术的内在精神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功能化时代的物的意识形态批判--鲍德里亚《物体系》解读

本文主要分析了鲍德里亚<物体系>中,从符号意指层面揭示物体系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的思想.鲍德里亚认为,物体系中的意识形态,不再像传统意识形态通过理性的力量使人臣服,而是通过大众媒介的符号运作方式,使人们在无意识层面认同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是物体系时代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层理论问题.     

意识形态与现代性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共同的启蒙运动背景使意识形态与现代性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千丝万缕的深层勾联.意识形态因分享了现代性的核心理念而具有现代思维与知识的特征与形态,现代影响最大的几家意识形态理论都是因信奉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而逐次建立起来的.作为现代性的启蒙话语,意识形态既分享了现代性的所有光荣与梦想,也分担了现代性的所有局限与不足.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意识形态研究的组织论视角初探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主体、作用机制以及表达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组织和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成为有别于民族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新主体而得到关注。社会生活的组织化与组织研究的行动论转向更为意识形态的组织论分析奠定了现实与理论基础,在当下生活中,意识形态的组织论分析视角成为阶级分析视角的有益补充而发挥重要作用。组织有别于效率追求的合法性追求,使组织意识形态成为组织适应外部环境与实现内部整合的重要力量。组织意识形态作为组织系统的表意性结构通过塑造组织成员及外界对组织的认知与认同,整合多元分化的价值理念,规范机会主义行为,能有效促成共享观念和意义共识的达成,进而使组织秩序得以不断再生产。意识形态研究的组织论视角将为组织、制度与意识形态研究提供新的生机。     

戏说与仿真:百年史剧观念之反省

历史剧追求目的无外乎诗或史.历史剧追求诗意是正当的.史剧用戏说的方式去复述历史,符合史剧历史戏剧化的艺术规律,是历史剧追求审美价值的必由之路.百年史剧观念,戏说与仿真争执不断.但是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逐渐解放,艺术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被加以严格区分,史剧创作的戏说因素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同.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中国古代关于人自身矛盾的历史探微

我国历史上诸多名家对人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并展开了激烈争论 ,著名的人性善恶之争、义利之辨 ,无不蕴涵着历史的深邃与进步 ,也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试论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结构

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2 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之时 ,2 0 - 30年代已经有了许多具体成果问世 ,但是 50年代以来却受到了冷落 ,80年代中叶社会史研究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目前更是云蒸霞蔚 ,其成果之丰硕 ,队伍之广大 ,声势之雄伟 ,足以构成 2 0世纪末中国史学发展的壮丽景观。当我们站在 2 1世纪的门槛上 ,展望新世纪的学术发展 ,可以预期社会史研究必将成为未来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潮流之一。那么 ,与 2 0世纪相比 ,新世纪的社会史研究将会有些什么变化呢 ?从当前的情况看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将有三个方面转…     

论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兼评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常光荣的历史。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苏联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 ,对自己的历史采取了错误的盲目否定的态度。这是导致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此为鉴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全面准确地评价自己的历史 ,以充分发挥其资政育人、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历史学科学性问题之我见

历史学科学性涉及两个层次问题其一,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是否为科学;其二,历史学内部哪一类型是科学的.我们以为不必赋予历史学以自然科学式的科学意义;历史学内部的科学之争纯属门户之见,其原因在于史学根本上的主体差异和史学与生俱来的多样性.     

思想史叙事中的范式性遮蔽——智者学派何以在政治哲学史中消失

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学术界被很多人看成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标志。这种看法虽然也有一定的依据,但在今天人们对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反思中,它却多少是坚持理性主义认知范式的结果。除去这种范式所带有的特定遮蔽,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政治哲学发展史的另一幅画面:智者学派具有自己特点鲜明的政治哲学思想,它全面参与了政治哲学转向的过程。当今时代变革催生的"认知范式"转换正颠覆着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史的解释框架。     

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

更真实的宋朝开国史,与宋代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其中北宋中叶以来士人描述的"崇文"气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宋太祖虽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教及文治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扭转以往长期失衡的文武关系,以稳定秩序,却并未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崇文"倾向.宋太宗朝后期才开始落实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到北宋中叶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气象.由此直至南宋,主流的士人群体在追忆本朝开国史时,有意识地描述并改造了当时的政治状态,赋予一种"崇文"的气象.其实,这一现象乃是当时价值评判下选择历史记忆的结果,并得到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