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渭《四声猿》与儒家中庸思想的契合

徐渭《四声猿》代表明代杂剧最高文学成就。《四声猿》发抒作者狂放不羁的才情,具有强烈的个性精神,也表达对儒家伦理思想价值的认同。徐渭在《论中》系列文章中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庸思想的认识,认为中庸即"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也即个性价值与儒家伦理价值之间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四声猿》体现个性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之间的谐调,与《论中》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异质同构关系。《四声猿》主旨契合儒家中庸思想,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形象阐释。     

《四声猿》主题论

《四声猿》的主题是否具有统一性，是否具有悲剧性，是理解《四声猿》的关键问题。本文引用比较翔实的文史资料，阐述《四声猿》主题各自独立并以喜剧色彩为主的观点。     

徐渭《四声猿》源流探

<正> 1《四声猿》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兼戏剧家徐渭(1521—1593)的作品。它是由四部折数不同、曲调不一的杂剧,即《狂鼓史》(北一折)、《翠乡梦》(南北二折)、《雌木兰》(北二折)、《女状元》(南北五折)组成。《四声猿》不但在体制、曲调上对传统的北杂剧进行有意识的改造,为后来的南杂剧兴起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上突出了徐渭出“奇”的创作风格,体现了作者狂傲不驯、奔逸不羁、敢于嘲弄封建礼教的思想品质。和徐渭同时代的大戏剧家汤显祖曾赞誉:“《四声猿》仍词坛飞将,辄为演唱数通,要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lt;&lt;四声猿&gt;&gt;本事考补

明徐渭的《四声猿》自问世以来,以其奇绝的文字和离奇的情节给人留下许多扑朔迷离的悬念.本文结合当时史料、传说以及徐渭一生行事对这四部杂剧之本事进行考证和补证,并对《四声猿》之冠名、四剧的先后顺序,以及体制风格,也作了必要的补充说明.     

《四声猿》本事考补

明徐渭的《四声猿》自问世以来,以其奇绝的文字和离奇的情节给人留下许多扑朔迷离的悬念.本文结合当时史料、传说以及徐渭一生行事对这四部杂剧之本事进行考证和补证,并对《四声猿》之冠名、四剧的先后顺序,以及体制风格,也作了必要的补充说明.     

《玉禅师》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抨击——兼评同一题材话本小说《月明和尚》

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 宗教禁欲主义戕害人性,对人们（僧侣和信徒）正当的情欲强行压制。肆虐危害,罪莫大焉。故而中世纪的东西方文学创作,对此多所讥刺与抨击。西方有卜伽丘《十日谈》;与之旗鼓相当的可以揭举中国明代的《三言》《二拍》。冯梦龙编著的《三言》中有一篇《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卷廿九）,出自宋元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里的《五戒禅师私红莲》。更早的则见之于[宋]张邦畿《侍儿小名录拾遗》。明代徐谓著名剧作《四声猿》的第二部《玉禅师翠乡一梦》,即据宋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加以演绎和再创作而成。 下文,拟揭示徐剧《玉禅师》批判宗教禁欲的积极意义,兼及冯编著话本《月明和尚》。     

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看中西戏剧审美观差异

本文通过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中西方两部名剧论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悲喜剧概念,分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西方戏剧悲、喜剧经渭分明,推崇悲剧,轻视喜剧。悲剧的效果是怜悯与恐惧,恐惧中有亢奋,怜悯中有崇敬。中国戏剧则是寓悲于喜,授喜于悲,亦悲亦喜,悲喜混杂。因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追求是和谐、平衡、匀称和统一。     

《诗经》中的玉文化

《诗经》中有三十余篇诗歌涉及玉文化,内容包括玉饰风尚、玉的象征及比喻意义、玉作礼器、美玉馈赠、修治玉器等,从中可看出周代玉文化的特点,即玉器的人性化特征得以确立、"玉德"成为道德标准、玉器得到广泛使用、治玉工艺有所发展。     

释“爰”“”

周谷城同志在《略谈我国古代货币中的‘爰’与“布’》一文中,认为楚、郢的“即猿字,楚国铸造出来的猿头币;郢即楚国首都郢铸出来的猿头币”,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在甲骨文中作。的本义是指璧玉如借助璧玉进行牵引。《说文解字》“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古代人君上除陛(即台阶),防止倾跌,有失尊严,所以君手捉住璧。臣手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