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悲歌——两岸乡土小说作家黄春明与高晓声创作的交融

关注“小人物”,写尽他们悲惨无告的生存状态是两岸乡土小说作家黄春明和高晓声共同的创作倾向。他们不仅塑迪出多样的“小人物”形象,写出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沉潜滞淀的国民劣根性。显现了二者创作意识的惊人相通及作家理性的审思,使作品得以提升。但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作家个人审美理想的差异,又使二人的创作呈现不同的风格。     

论黄春明小说的语言空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成功首先是语言的成功。文学语言不是线性的平面,而是立体的空间。黄春明小说的语言空间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语言张力上,喜用极短时间铺展人物的复杂活动与内心;语言情感上,分别采用富有爱意和讽刺意味的语言讲述乡土人物与殖民性格;语言文化富有浓郁的宜兰乡土味道。语言空间的深层体现了黄春明的启蒙立场、乡村立场和民族立场。     

文明的冲突和自我的重建——论黄春明小说的现实意义

黄春明是台湾乡土小说家,他的小说经历了冷遇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发现,”从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角度解读这种“发现”的内在根源,了解并确证黄春明小说的文化意义。     

文学人类学视角下中西民间故事中的微型人物

微型人物是中西民间故事中常见的人物类型,其共同特征是体型微小、相貌奇异,但在故事文本、文献实证以及心理性格等方面,中西民间故事中微型人物却大相径庭。其实,微型人物们并不"小",在每一个小人物背后都有一张无形的文化信息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小人物在讲述他们故事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些不易察觉的文化信息,捕捉着这些信息点,一串负载着民族性格、风俗习惯、信仰崇拜、教育理念的文化信息链便被凸显出来。     

论秋菊在《金瓶梅》中的作用

《金瓶梅》是历代禁毁小说,所以在“四大奇书”中,这部小说的研究是最不充分的。在人物研究方面,视线多集中在以西门庆为圆心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本文从小人物秋菊对塑造主要人物所起的作用和秋菊在全文结构上的意义两方面,探讨了秋菊在《金瓶梅》中的作用。在世情小说双峰——《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秋菊和傻大姐其实是小说家匠心独运的人物。这一类带有痴傻性质的人物在“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类型表”中值得添上一笔。     

以民间视角解读现代乡土文学中人物的命名

现代乡土文学继承了民间传统,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文本创造的核心。在人名系统这一包含着丰富民间意念的领域,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呼一般是根据创作的意图和人物在其间的活动命运安上适当的姓名,使之名副其实。地域文化心理也深刻地影响着命名的用意,不同地域的命名显示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民俗模式。在人物形象构成中,诨号、绰号、雅号一类称谓习俗仍占有一席之地,准确地描摹出乡土人物的生存形状和文化处境。     

人名符码:现代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考察

现代乡土文学继承了民间传统,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文本创造的核心.在人名系统这一包含着丰富民间意念的领域,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呼一般是根据创作的意图和人物在其间的活动命运安上适当的姓名,使之名副其实.地域文化心理也深刻地影响着命名的用意,不同地域的命名,显示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民俗模式.在人物形象构成中,诨号、绰号、雅号一类称谓习俗仍占有一席之地,准确地描摹出乡土人物的生存形状和文化处境.     

以民间视角解读现代乡土文学中人物的命名

现代乡土文学继承了民间传统，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文本创造的核心。在人名系统这一包含着丰富民间意念的领域，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呼一般是根据创作的意图和人物在其间的活动命运安上适当的姓名，使之名副其实。地域文化心理也深刻地影响着命名的用意，不同地域的命名，显示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民俗模式。在人物形象构成中，诨号、绰号、雅号一类称谓习俗仍占有一席之地，准确地描摹出乡土人物的生存形状和文化处境。     

根植故土 情系家园——论黄春明小说中的地理书写与文学体验

在台湾文坛,黄春明凭着对故乡的深爱,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把自己的童年经历、生命体验和对故乡的地理书写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出一幅美仑美奂的"宜兰乡土风貌图",既写出故乡的"常",又写出故乡的"变"。该文即从宜兰地理风貌与田园风光、时代变迁的理性观照以及乡土语言的合理运用几个方面,对黄春明小说中凸显出的地域色彩与文学体验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试论小厮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以茗烟、兴儿为例

《红楼梦》中的小厮们作为最平庸、最底层的一个人物群,历来为人所忽视,但正是这样一群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折射出《红楼梦》的博大深邃。曹雪芹采用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的写法,刻画了这群饱满的人物形象,他们对于整部作品的叙述结构、情节推动以及丰富作品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人物,描述篇幅相对都比较短,却个个有血有肉,同样成为《红楼梦》中的典型人物。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细致梳理和仔细研究,能够反映出曹雪芹塑造人物形象的别具一格。     

略论黄春明小说创作特色

黄春明是台湾当代乡土文学中最早成名的一位。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在他的小说中,由于大多是对台湾普通人特别是“小人物”命运的关心,使他的作品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唤醒了许多沉睡的台湾人,赢得了“小人物的代言人”的称呼,被认为是具有“悲天悯人的胸怀”的作家,始终洋溢着迷人的     

"小人物"叙事

小人物故事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现象.本文借助于普罗普的叙述学理论,通过对<驿站长>、<外套>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三个小人物故事的比较,大致归纳了小人物故事的人物角色,划分了小人物故事的叙事阶段,指出了小人物故事的主要行为功能,初步总结出小人物故事的叙事模式,并探讨了这一叙事模式在不同作品中的不同体现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试析古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古华是新时期文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他在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美好善良却命运悲惨;一类是有文化有见识且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另一类是改革型女性。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最常用的是白描手法,其次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第三是通过必要的艺术氛围描写,达到渲染、烘托人物的命运和思想感情的目的。这些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古华对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贡献。     

贾平凹笔下“疯子·女神·城里人”的叙事模式——以《商州》《秦腔》为例

"疯子·女神·城里人"是贾平凹乡土小说中所开创的一种独特模式。寄寓着乡土之美、传统文化的女神,在代表乡村非理性、丑陋一面的疯子和"农裔城籍"的城里人之间进行的选择,也是现代社会中以贾平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面对城乡所进行的自觉的价值选择——抛弃乡土、入赘城市。这一选择所面临的直接后果便是无根和失落。这不仅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乡土和文化本身的悲剧。     

萧红和布勒特·哈特的乡土情结对比——从小人物角度出发

萧红和布勒特·哈特作品中蕴含的乡土情结,表现在作者对本土生活中小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上。作家把个人的乡土情结升华为对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下阅读其作品,运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对两位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被遮蔽的艺术真实,并在思考中深化对萧红和布勒特·哈特作品主题及其乡土特色的体认。     

独领风骚的潘诺娃

潘诺娃是苏联战后文坛创作日常生活题材小说的先驱人物 ,她的艺术视野主要集中在小人物及小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复杂个性特征和精神道德冲突。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宛如一幕情节生动 ,表演真切的话剧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迅与哈代乡土文学共异性研究

乡土文学是最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学类别。对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乡土文学进行比较是探寻乡土文学与本土文化、社会背景内在关系的必要途径。为此,选择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鲁迅先生与西方三大杰出乡土作家之一托马斯.哈代进行分析比较。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英国的乡土小说为视角,透过鲁迅与哈代乡土小说中的依恋自然情结、悲剧性主题及人道主义等相似点的表面现象来分析其作品的本质差异,即鲁迅乡土小说的社会性(强调人物与社会的冲突)与哈代乡土小说的哲学性(强调人物与自然环境的冲突)。这两种差异构成了东、西方乡土作家作品的本质区别。     

小人物与大历史--莫言《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及价值

莫言的《蛙》透过新中国60年的乡村生育史探求“人”的生存本相,塑造了众多底层小人物。在书写他们的命运和遭际的同时,莫言表达了对“人”的探讨,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反观莫言30年的创作,他坚持把小人物置于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人性,思考人生,其书写的发生学机理源于他的人学观、文学观,“恋乡-怨乡”的文化心理与乡土经验。然而,无论是言说苦难的方式还是批判现实的力度,《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均在莫氏人物谱系中发生了嬗变,构成其独特性。     

论元杂剧《潇湘雨》大团圆结局的必然性

元代是多种文化并存的时期。根据元代不同文化的特征,可将《潇湘雨》剧中人物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具有草原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异质文化下产生的畸形文人形象。这三类人物的言与行受其所属文化的制约,在相同时空下,他们相互间的文化冲突形成了《潇湘雨》必然性的大团圆结局。对《潇湘雨》大团圆结局所体现的反抗思想的认识和有悖于中国古典戏曲中固有的"大团圆"结局审美机制则是引发后人争议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文化的惰性特征与文学中的惰性人物

俄罗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在俄罗斯母体内杂交的产物.而惰性则是其东方性特征,它是俄罗斯群体文化生活的产物.这种惰性特征随俄罗斯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表现为四种惰性人物群体,即旧式地主、官僚机器、小人物、多余人等惰性人物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