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黄春明社会转型题材乡土小说比较论

贾平凹、黄春明分别以自己的故乡为原型,通过想象建构了各自的乡土世界——商州和宜兰。作为直面现实的优秀乡土小说家,他们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大陆、台湾社会转型期乡村日常生活的历史新变。处理生活经验和题材的相似为我们比较他们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基础。尽管采用的文体形式不同,乡土观念、创作视角、价值立场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在各自的创作中积极融入新的乡土经验,反映了转型期农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镜像,表达了对"精神家园何处在"的思索。     

萧红和布勒特·哈特的乡土情结对比——从小人物角度出发

萧红和布勒特·哈特作品中蕴含的乡土情结,表现在作者对本土生活中小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上。作家把个人的乡土情结升华为对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下阅读其作品,运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对两位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被遮蔽的艺术真实,并在思考中深化对萧红和布勒特·哈特作品主题及其乡土特色的体认。     

“小人物”的悲歌——两岸乡土小说作家黄春明与高晓声创作的交融

关注“小人物”,写尽他们悲惨无告的生存状态是两岸乡土小说作家黄春明和高晓声共同的创作倾向。他们不仅塑迪出多样的“小人物”形象,写出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沉潜滞淀的国民劣根性。显现了二者创作意识的惊人相通及作家理性的审思,使作品得以提升。但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作家个人审美理想的差异,又使二人的创作呈现不同的风格。     

文明的冲突和自我的重建——论黄春明小说的现实意义

黄春明是台湾乡土小说家,他的小说经历了冷遇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发现,”从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角度解读这种“发现”的内在根源,了解并确证黄春明小说的文化意义。     

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转型时期的《白鹿原》乡土社会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相较于城市,这样的变革与转型,在农村乡土社会中却显得迟滞。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民众,面对如此的巨变,内心矛盾纷繁复杂。以此为契机,接踵而来的各类变化,更是让他们惶恐不已,小人物的命运,也便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便是以此为背景的小人物传记。     

试论柳宗元笔下的“小人物”形象

柳宗元的传记文学题材多取于当时社会的下层,主人公大都是市井小民或普通百姓。本文从柳宗元传记文学的题材和人物形象上探讨了“小人物”等弱势群体的人文价值,记述了柳宗元对真、善、美的人文追求,以及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蒲宁笔下的乡土情怀

伊凡·蒲宁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乡土作家,以其创作与文本分析为基础,并从自然植物、自然动物、农民和童年等方面入手具体分析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乡土深情。     

论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和特点

作为一个作家群体，二十年代浙东乡土作家的文化意识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他们都先后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受过外来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并最终都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归宿。在文学上，他们则呈现了一种开放的多维取向。在主要信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同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而他们作品所表现的浙东人顽强抗争的思想则承传了浙东先贤刚强气节、爱国为怀的品德及越文化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他们文化意识的特点是激进性、多元复合性和相对的浮浅性。     

乡土风情与本土意识——大陆、台湾乡土文体与文学语言比较

中国大陆乡土文学创作的旺盛时期 ,语言与文体主要分为鲁迅风格与废名风格。异域情调与乡土风情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而在台湾 ,“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提倡只是根据台湾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时代需要提出的“历史性的权宜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有碍于与大陆文学的沟通。台湾乡土文学的提倡是正确的 ,台湾话文的提倡有明显的狭隘性 ,其争论中所着意强调的台湾本土意识及与大陆差异的观念 ,被人无限地放大之后 ,成了少数台独分子的一个筹码。这正是这场论争的负面效应     

鲁迅和契诃夫的小人物描写

鲁迅和契诃夫都是描写小人物的高手,他们都善用客观冷静的白描手法去挖掘小人物的精神世界,显示出较强的思想深度。鲁迅在借鉴契诃夫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在自我反思和国民性挖掘上具有更强的震撼力。     

"小人物"叙事

小人物故事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现象.本文借助于普罗普的叙述学理论,通过对<驿站长>、<外套>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三个小人物故事的比较,大致归纳了小人物故事的人物角色,划分了小人物故事的叙事阶段,指出了小人物故事的主要行为功能,初步总结出小人物故事的叙事模式,并探讨了这一叙事模式在不同作品中的不同体现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根植故土 情系家园——论黄春明小说中的地理书写与文学体验

在台湾文坛,黄春明凭着对故乡的深爱,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把自己的童年经历、生命体验和对故乡的地理书写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出一幅美仑美奂的"宜兰乡土风貌图",既写出故乡的"常",又写出故乡的"变"。该文即从宜兰地理风貌与田园风光、时代变迁的理性观照以及乡土语言的合理运用几个方面,对黄春明小说中凸显出的地域色彩与文学体验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乡土意识”的演变

台湾的殖民地历史使得台湾处在一种文化挣扎中,台湾电影在展现现实时,不自觉地显露出＂第三世界＂焦虑。一些影片触及到归属感的问题,也都将代表家庭的＂父亲＂作为台湾文化认同和身份表述的象征。台湾电影以影像叙述了主体身份构建的努力,诠释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对＂乡土＂的想象和认同：家国乡愁、迷茫游移、＂在地＂情结。台湾电影中复杂多元的乡土意识和台湾自我身份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丰富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从李佩甫小说看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

乡土给了河南作家吮吸不尽的营养,同时也是作家在远方回眸凝望的一个“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突出地体现了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情感上的依恋、行动上的背离和理性上的超越。     

鲁迅笔下小人物的悲剧

鲁迅是我国文化革命的先驱,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众多的下层百姓的挣扎与不幸,塑造了阿Q、闰土等鲜明而典型的人物形象,描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对阿Q等小人物的命运寄予深切地同情。深刻揭示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的毒害,表现了封建社会下层百姓的悲剧人生,并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代乡土小说兴起的社会变革意义

五四平民文学观念引导下的乡土小说的崛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创作现象。它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与分化,形成了人道主义的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农民翻身文学两种走向。这两种社会思潮性质的创作使农村社会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舆论,推动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     

契诃夫“喋喋不休”的“小人物”创作

从小人物外部生活环境和自身生活方式以及作者创作的角度,对契诃夫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得出“喋喋不休”不仅意味着小人物孤独的境遇,还体现了小人物随遇而安、聊以自慰的生活方式,进而展现作者对这些人奴性心理的鞭笞;“喋喋不休”还表达了契诃夫对小人物生活近距离的表现以及他仁爱之心的轻轻长叹。     

尊重“小人物”

"蓝厅"是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已成为瑞典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就在这里隆重举行。进入"蓝厅"之前,必须首先经过旁边的一个厅。映入眼帘的是位于墙面高处的一个小伙子的雕塑头像,没有任何介绍性的文字。说起它的由来,并不复杂。原来在"蓝厅"落成之后,大家都觉得为建筑者留个纪念很有必要。于是以其中一个干活最卖力的年轻人为原型,雕成塑像镶在墙上。再往前走几步,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一个人的肖像。他是谁呢?并非什么达官贵人,而是一个当年给"蓝厅"建筑工地送啤酒的搬运工。他每天在工人下班后及时送来啤酒,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大家请了一位名画家为他画了这张肖像。在大雅之堂为"小人物"塑像画     

论黄春明小说的语言空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成功首先是语言的成功。文学语言不是线性的平面,而是立体的空间。黄春明小说的语言空间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语言张力上,喜用极短时间铺展人物的复杂活动与内心;语言情感上,分别采用富有爱意和讽刺意味的语言讲述乡土人物与殖民性格;语言文化富有浓郁的宜兰乡土味道。语言空间的深层体现了黄春明的启蒙立场、乡村立场和民族立场。     

以小人物展示时代风云——论吴刘维作品中“小人物”形象

吴刘维以严肃的态度和调侃的语言叙述社会变迁中"小人物"的琐碎人生,以机敏的思维和朴拙的语言叙述城乡社会中"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其作品颠覆了"小人物"逆来顺受、麻木愚昧的传统形象,赋予了他们不一样的智慧与激情,对他们在社会规则中寻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给予高度的赞扬和欣赏,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展示了时代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