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的"无讼"文化:一个法社会学解释

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界定 ,并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 ,来调整、制约、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现代社会 ,法律是保持社会有序的控制手段之一。在现代都市社会中 ,人们越来越重视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与实现 ,以保护自身在流动性日强、竞争愈烈的现代社会中的切身利益和最大化的福利。于是法律就被人们认为是维护个人权益 ,促进社会进步的强有力工具 ,其地位日显重要 ,“法治”社会成为全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乡土社会有着与都市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法律控制在农村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当然与都市有所区别。来自经验的事…     

论权威——兼论M.韦伯的"权威三类型说"

权威概念中,根本的要素是"合法性"(legitimacy)."无论权威被如何定义,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将它同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权威据说是预期和博得服从的权利".(A.福克斯)因此,帕森斯将权威界说为一种"包括在社会系统中控制他人行为的合法化了的权利(和或义务)"在内的优越性.(帕森斯)合法性不必延伸到整体关系,但必须延伸到它的某些方面,无论这些方面是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在第五届东北法治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与科学发展观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做好这项研究又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是因为,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密切相关,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完善和健全这些制度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又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和"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分不开.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就是要创造一种使"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就是说,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具体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中,我们绝不能离开以人为本的精神和理念,即这些法律制度必须是以人为本得到具体落实的重要体现."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中心,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和归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内涵非常丰富,具体应包括十个方面: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崇尚和彰显人性;坚持人的独立自主;尊重人的首创精神;权利优位于义务;权利优位于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第三代人权"述评

"第三代人权"(也称"团结权"或者"集体权")是70年代西欧政治和法律通用的一个概念.认为"第一代人权"出现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其特点是主张公民自由和个人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出现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时开始承认个人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第三代人权"据说是出现在民族解放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时期,当时产生了集体权利的要求,它包括亚非拉等国的民族权利.那么,"第三代人权"的说法是否恰当呢?引用"第三代人权"这一术语首先在历史和法律上是站不     

党的"执政"概念和党的"历史方位"的主题

本文深入地讨论了党的执政概念所包含的确切内涵和目前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两个维度,还深入地讨论了党的历史方位所包含的党政关系问题和对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认为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第一个维度是"领导大于执政",党的领导实际所包括的政治关系,要远远大于党的执政所包括的政治关系,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是执政.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另一个维度是"执政包含领导",这个执政概念是一个"大执政"概念,包含了"阶级联合体"和"政权联合体"以及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就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党和政府文件中使用的"执政"概念就是这个"大执政"概念.这个大执政概念,与现代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执政概念和体现的政治关系和逻辑完全不同.本文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关系的架构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的是"党的执政一元化"的趋向.而这种党政关系结构要求党必须保持和体现它的先进性,做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中国的党政关系建设在重视法制化的同时还应强调领导者自身的道德文化建设.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对新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是个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就要担负起政府退出后对公共空间或社会自治领域的保证和监督的责任.不仅继续关注如何完善组织和运用政权问题,还应关注帮助人民实现对权利的觉悟并保障人民依法运用、维护和实现权利.这是共产党人的"第二次革命"或"自由革命".目前可以选择实行政治上的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加强执政建设同时重视对公民社会的领导建设.     

完善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为一项公共政策目的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权利,它对于社会稳定和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实施中存在低保资金来源单一,认定对象操作困难,低保标准差异过大,相关部门衔接难度大等方面问题。据此,未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路径是进一步以服务为导向,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实现资源的整合。要建立多渠道的融资机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以及建立人性化服务机制。     

最低核心:国家社会权给付义务的裁量控制

国家对社会权法律义务的裁量与履行,必须以给付义务为重心,以物质财富为依托,并围绕最低核心基准而展开。坚持最低核心,即是要求国家在坚持和促成重要性平等原则的过程中,应且只应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最低水平的经济财富和社会保障为其在法律上的全部给付义务内容。在性质上,国家对社会权的这种最低核心给付义务,实为一种以结果义务为主导的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的统一体;在内容上,该义务裁量基准,要求国家应且只应以保证公民享有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生活水准为限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只有同时满足贫穷线基准、扶养赡养人基准的公民,才能合格地成为其受助主体。国家对上述受助主体的给付,应当包括生活扶助、住宅扶助、健康扶助、教育扶助等内容。     

生存权概念的批判与重建

当前,中国学界时生存权的理解众说纷纭.这种状况既不利于生存权争议的解决和生存权的实现,也会给学术交流带来重重困难.对生存权的界定,应充分考虑国际社会对生存权的理解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生存权既不是与生存有关的所有权利的总称,也不仅是温饱权,而是温饱权基础上最低限度合于人性尊严的权利,包括社会保障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和健康权.生存权属于社会权的范畴,因而不但要从权利角度,还要从国家义务的角度来理解.     

论一种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自律"观

自律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有着重要价值的一个关键词,对它的解读牵涉到对政治哲学中许多其他概念的理解.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律的"涉己"层面,即主体自身的道德自律上,而往往忽视了"涉他"的层面,即他人和社会也应负有支持和尊重个人自律的义务.本文以康德的自律观为立足点,试图探寻一种可以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自律观.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新闻“有学”与传播的“学问”浅探

传统的"新闻无学"这一命题是从新闻的写作规范、编辑方法等技术层面来看的,而上升到社会人生人性的体验和人文学科的内涵传播这一角度,新闻学是有学科体系、学术意蕴、学问素养的。从新闻理论看新闻有"学";从新闻教育看新闻有"学";从新闻从业者看新闻有"学"。传播活动也同样是需要深厚的人文性、学术性、思想性来支撑的,《读书无新闻》就是这样的例子。一名合格的新闻传播业者应具备广博学识和坚实的人文素养。。     

自然辩证法的“焦虑”与“自信”

自然辩证法的"焦虑"指自然辩证法在学科归属上的模糊,以及从业者本身在社会归属上缺乏根基。在学科上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以由自然向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为研究对象。在由自然向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中,中国走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以研究和参与这一发展道路为己任,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社会定位。独一无二的学科归属和深深介入的社会归属,是自然辩证法"自信"的无穷源泉。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副词"曾经"与"已经"的语法意义及其他

“曾经”、“已经”的语法意义:可以表示时间,但它们更主要的语法意义是表示时态(体貌),而且需要进一步明确的一点是,当它们不与表示时间的词语或提示性时间短语共现时既表示时间又表示时态;当它们与表示时间的词语或提示性时间短语共现时只表示时态。“曾经”表示曾然态,“已经”表示已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