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初,亲历死亡威胁的周作人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否定开讲“生活之艺术”,由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承负的时代领潮人物一变而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人生观转变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由坚定的“人生的”艺术派一变而为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其间经历了由“教训之无用”到“文学无用”,由“文学无用”到创作的“自足”,由创作的“自足”再到“草木虫鱼”三个层面的理论转换;周作人不仅通过《语丝》《骆驼草》等刊物为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培养了作家力量,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述支撑,成为该思潮事实上的理论建构者,从而最终促成了这一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天津旅行与“支那趣味”——论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

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同是日本大正时期颇具“支那趣味”的代表性作家,曾先后来到中国旅行.如果以谷崎和芥川的天津旅行为切入点对他们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人的“支那趣味”具有显著差异.在实际的中国之旅中谷崎一直在创造“支那趣味”,芥川一直在验证“支那趣味”;谷崎的“支那趣味”与“西洋崇拜”属于并存互动关系,并拥有一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从容,而芥川的“支那趣味”排斥一切西方元素,坚守心中的那份东方情结.     

“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

<正> 对唐初发生的“玄武门之变”,历来多有评论。近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我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一、李世民与李建成间矛盾的发生和发展     

柳永与商业性文学

柳永的一生仕途不畅 ,“未名未禄” ,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去“奔名竞利” ,但柳永作为一个文化人 ,他的方式就是用媚俗的方式迎合大众趣味 ,以反映大众生活的词来换取自己的生活资本。这种以媚俗为特征 ,以求名求利为目的的文学 ,是商业性文学。柳永的叛逆精神和创作实践不仅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将商业性文学引入文学殿堂使之“大得声称于时”的人 ,他对商业性文学的发展以及以后的俗文学与雅文学分庭抗礼之势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     

论林译《茶花女》何以成功登陆中国文学

林译《茶花女》之所以能够成功登陆中国文学,既与其文本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与和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红楼梦》有着审美趣味上的相似性有着一定的关联.《茶花女》正是以此为中介,契合了接受主体既有的审美心理文化结构,进而引发了风靡一时的效应.林译《茶花女》的风靡一时,对“荡子”的生命意识觉醒和情感复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揭开了西方文学登陆中国文学的序幕,而且还构成了五四文学创作主体的“人”的情感与意识的复苏,为五四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后期主流话语中“文”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以《盐铁论》为中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之相近的是“文”.“文”在中国古代主流话语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诗词歌赋之类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类形式,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精神旨趣、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原本为西周贵族阶层所建构并极力推崇,但是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前期,“文”一直受到来自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执政者的轻视、遮蔽与质疑.到了西汉后期,在主流话语中这一概念才渐渐获得正当性乃至神圣性.     

形式:作为“肌质”与“神理”——兰色姆与金圣叹的文学形式观之比较

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与金圣叹的“形迹—神理”说既无“脐带联系”又无“贸易往来”,却表现出同样强烈的对于文学之审美“形式”的关切.此“形式”不是与“内容”相对的外在容器,而是与“材料”相对的,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全圣叹对于“文”之“神理”的自觉,紧密关联着对于“人生如梦”的觉醒；而兰色姆对“肌质”的肯认,则以对科技理性的批判为旨归.通过比较而重新回味这些由先哲的慧眼所发现的价值觅取之途,对于拯救当前目趋明显的价值与文化危机,或许不无裨益.     

唐太宗施政要略简论

(一) 用人,乃唐太宗施政要略中之极重要者。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唐太宗在用人上,坚持了“用人唯贤”的正派路线。 李世民早年就非常注重结交贤能之士。他“折节下士,推财养客”,因此,所谓“群盗大侠”,莫不愿为他效死力。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日,“有器干,倜傥多权略”的刘文静,正被囚禁于太原郡狱中,李世民“以文静可以谋议,入禁所视之。”两人便在狱中策划举兵反隋大计。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六一七年)九月,李世民进军河东,“收纳英俊,以备僚列。”房玄龄、李靖等,都于是年被罗致其麾下。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于志宁、苏世长、薛收、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值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李世民公事之余,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常常到深夜才罢。李世民又命阎立本这十八个画像,命褚亮为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文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论80年代末先锋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

本文从“文学价值的转型”、“语言意识的觉醒”、“‘形式’的独立”三个方面 ,考察了先锋作家的文学观念。认为其所持“反对非审美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以此还原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的文学主张 ,有助于维护和伸张文学的特殊性和自主性 ,使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体现了作家个性与文学个性的双重觉醒 ;但先锋作家试图完全排除文学的社会性 ,只追求文学的纯粹审美本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     

卓越的创造，感人的丰碑——论“昭陵六骏”的艺术成就

昭陵“六骏”是大唐皇帝李世民陵墓列置北国司马门内两庑的浮雕,千百年来人们从它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考究甚多,而对它的艺术价值研究甚少。“六骏”作为陵墓雕刻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陵墓雕刻特有的艺术形式,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代时期南唐校勘人才及其印刷传统

五代十国因其秉承晚唐印刷技术,又奠定了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地处江南的南唐国由于藏书与科举双重需要,其在继承晚唐刊刻书籍母本的同时,又在校勘印刷人才及制度保留,甚至具体的印刷技术上为北宋书籍印刷的兴盛准备了条件。因此,关注南唐印刷传统的意义就等于关注北宋书籍刊刻的继承源头。     

唐代魏征执政思想的启示

唐代魏征关于执政者必须具有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执政思想,曾指导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成就了其功载史册的“贞观之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魏征这一执政思想的积极成果,强化共产党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意识、对社会和人事的公正意识、对现实和未来的危机意识,有益于贯彻我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论北宋法律制度中"例"的发展

中华法系是一种把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结合的法制,二者相得益彰.当代学者对宋代判例法的性质和意义往往认识不足,宋代的法制中已经产生了成文的<断例>.北宋的历史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判例法在中国的传统渊源.宋代"例"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判例法及其实践步入成熟的关键时期,具有立法上的成文化和实践上的自觉因循之特点.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李益边塞诗创作浅论

李益“五在兵间”的独特从军经历对其边塞诗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与盛唐相比,他的边塞诗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新的追求,在体式和风格上有新的变化。他继盛启中,为中唐诗歌特别是中唐边塞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咏柘枝舞诗词研究

柘枝舞是流行于唐代的西域三大乐舞之一,具有炽热的节奏,艳丽的服饰和动人的舞姿。新颖独特的乐舞激起了唐代诗人心灵的震荡,他们以激昂的诗情惟妙惟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柘枝舞的表演过程、美妙舞姿与富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服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李白和白居易对日本古代和歌与文学的影响

李白与白居易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伟大诗人,他们光辉灿烂的伟大诗篇不仅在一代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中流传下来,鼓舞和激励着汉民族的子孙后代,还给日本的古典和歌与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李白与白居易的伟大诗篇给日本的古典和歌与古典文学赋予了汉文化的底蕴,从而论证先进高度的文明向原始低级的文明传播的必然性.     

李白心理结构的文学分析

李白的心理结构呈多元形状 ,其中怀古情结直接影响了诗人的艺术创作和人生活动。李白的理想精神与盛唐文化气氛是一致的 ,但这种理想又不可能在盛唐实现。在理想幻灭的苦闷中 ,是怀古情结给李白的矛盾心理带来了恰当的调适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