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 中国创新能力

在国际R&D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沿线各国按照经济体类型分类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创新效应明显大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45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腐败距离和民主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小;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效率距离和监管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大。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发现,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市场类投资,正向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和发达国家创造性资产类投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针对各类投资需求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广。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区分投资目标国后发现,中国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将贸易进出口产品区分为初级制成品、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发现中国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进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新兴经济体则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制成品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而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的进口存在替代效应。因而,应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实施“因国施策”的贸易策略,实现与不同类型国家的产业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而受到了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选取201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整体特征及演变趋势,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广义矩估计法实证研究了营商环境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人均GDP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开办企业、办理破产、获得电力供应和跨境贸易等有关政府经济规制程序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其他细分指标如建筑审批时间、获得贷款、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财产注册甚至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总体上,沿线国家应当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根据营商环境具体指标的要求逐步改善本国的营商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异质性升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但是对于OFDI如何影响企业升级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对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OFDI能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企业升级,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中介机制实现。(2)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OFDI企业如果选择不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其升级,非OFDI企业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促进其升级。(3)全样本的边际处理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OFDI的潜在成本越低时,其边际处理效应越高,升级效应也越大。(4)从分样本OFDI企业的平均升级效应来看,高新企业大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在潜在成本非常低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分别大于民营企业和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研究发现对于如何分类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本以及促进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石油投资探析

在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石油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我国石油企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其对外石油投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我国石油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就驱动因素而言，既有企业的内在需要，又有国家的政治需要，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存在一致性；在区位选择时，资源国石油储量的丰裕程度和品位优劣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当地的政治社会环境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在布局过程中，我国石油企业要接受政府的引导，且其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的形成也离不开政策支持。我国石油企业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积极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石油投资合作，在实现企业利益的过程中促进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耦合。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革命的到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53家上市公司数据以及64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分析中国新型数字设施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及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机理有所差异。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进口贸易中的影响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则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中国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既要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又要优化出口结构布局,通过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促进双方贸易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成为我国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重点区域。该区域因恐怖主义、宗教矛盾、民族主义、第三国干预以及国际犯罪等因素错综交织,使得在这一区域相关国家投资和承包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建筑业企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加强对我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措施的研究刻不容缓。本文以中国建筑企业为例,着重对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控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

采用政策评估的有效方法——双重差分法,评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区位上,“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更为有效。从沿线国家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对发达国家则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国际投资意向来看,实现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及制度合作将有助于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实证拓展研究使文末的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中国许多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正确的区位选择，对企业获取生产要素，从而获得最佳投资收益至关重要。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然而系统地论述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尚未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有关区位选择理论的阐述，结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在分析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基础上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