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健康的影响

立足于老龄化和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加速时效时间模型,系统分析了包含子女数量、性别结构、生育时间和生育期长等在内的生育行为对女性进入老年时期的健康的影响,并进一步在个体层面上测算了老年女性的健康生存时间.实证结果发现,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的健康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健康角度来看,生男生女都一样;而多子不但不会多福,还会降低老年女性的健康福利;同时,初育年龄太大或太小都将不利于女性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而生育期延长会显著提升女性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文章还探讨了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健康的影响机制,认为在目前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应关注生育行为改变对女性健康的潜在影响.     

性别视角下的迁移历程研究——基于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分析

利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生命历程数据,探究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迁移历程及其性别差异,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解释重要生命事件(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对男性和女性迁移历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生年代人口的迁移历程呈现明显的队列差异和性别差异;与1940～1949年和1950～1959年出生队列相比,1930～1939年和1960～1969年出生队列在迁移高峰年龄(20～24岁)时的政策限制较少而终身累计迁移频率更高,性别差异也更显著;教育和非农就业转移会促进终身迁移机会,较早结婚和较多生育的作用则相反;非农就业转移对女性的多次迁移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会缩小男女之间的迁移差距;结婚和生育会降低迁移概率,而离婚会增加迁移概率,这些事件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生育保险可以促进二孩生育吗?——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三孩生育政策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对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影响非农就业女性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分析,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保险覆盖比例仍然较低,生育津贴享受水平不高;学历越高、就业单位性质越稳定、所在城市越发达的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能性越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均未能显著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但就业单位性质、城市类型、祖辈的照料支持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远超生育保险。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所提供的生育津贴水平和产假时间长短对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极为有限,企业层面因女职工雇佣成本增加,导致减少女职工数量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对此直接监管难度大。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高生育津贴支付标准;探索建立促进育龄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创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     

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女性生育率下降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有密切关系。考虑我国就业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体制内外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研究具体影响机制。首先，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体制内工作会显著提高黄金育龄女性期望生育数及二孩生育意愿。其次，通过PSM-DID、工具变量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体制内工作的女性在每周工作时间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拥有更多时间养育孩子有利于提高其生育意愿。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惩罚更大，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意愿。此外，社会保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本文为理解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中国市场化推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在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应特别注意提高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福利水平，完善福利保障，减少生育惩罚，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问题，从而为女性营造一个友好的工作和生育环境。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数字经济下平台就业能改善个体生育意愿吗?——来自专项调查的证据

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平衡是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利用2021年7～10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者的专项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下衍生的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体生育意愿,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女性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平台就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平衡工作和家庭机制来提升个体生育意愿。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显示,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区以及高中和大专这些典型学历个体。这些研究发现为通过促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来改善个体生育意愿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构建更加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出生性别比失衡与社会政策的柔性调节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日趋严重．不进行治理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采取的一些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加强计划生育管理等。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产生改观，但要实现全社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需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放弃男孩为首选的生育偏好。这种观念的转变和形成应从社会政策入手和进行调节。根据个体生命周期中不同的个体和社会需求．依靠教育政策、生育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政策及退休政策等具体的社会政策对女性和独女户家庭进行关爱和倾斜．通过利益导向创设出生女有福气的生育观和“关爱女孩、尊重女性”的性别价值现。在实施社会政策时，应发挥各项社会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各项社会政策之间应该具有联动性和协调性。此即是社会政策的柔性调节。     

年龄、时期和队列视角下中国女性的终身人工流产水平——基于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分析北大核心

关于人工流产的研究大多从时期视角展开,缺乏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中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终身怀孕信息展开分析,采用APC分层混合效应模型分离出影响女性终身人工流产水平的时期、队列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在时期效应上,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水平呈现出波动性特征,生育政策调整和生殖健康服务发展对其有重要影响;在队列效应上,人工流产的数量选择机制和性别选择机制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中产生分化;在年龄效应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人工流产年龄模式表现出差异性和规律性。建议继续完善生殖健康服务,减少非意愿怀孕,促进性别平等,重点关注经历过人工流产的中老年女性的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应支持。     

生育行为对中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来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的证据

当前极低生育率下如何提振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更好理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付出的“隐形代价”，可以为三孩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支持措施完善提供研究支持。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育行为对我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生育女性，中国已育女性减少了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但在饮食健康方面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与女性生育后从生产劳动转向再生产劳动的过程密切相关。其中，生育后退出生产劳动降低了女性身体检查概率，但对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健康有一定帮助；而生育后再生产劳动参与的增加则会抑制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行为，但促使女性采取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与祖辈共同居住加剧了生育行为对女性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且消除了对健康饮食的改善作用。而女性参加办公室工作也会加剧生育行为对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并削弱对健康饮食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拓展孕产健康服务边界，实施儿童照料和体育锻炼兼容性政策，完善家庭和社会侧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以及规划女性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维护和发展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的若干建议。     

少子化背景下生育质量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生育是生命历程的开始,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文章在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医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生育质量的相关研究,总结凝练了生育质量的概念内涵,创新性地提出生育质量的分析框架。生命最初的几年是孩子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生长发育迅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同时,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在孩子的这一时期进行投资,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育质量,为孩子将来学习能力、健康状况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生育质量是对孩子出生结果的一个综合性考量。深入考虑个体成长发育所特有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我们将生育质量划分为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两个维度,即出生时的一系列生理性特征和成长过程中最早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特征。生育质量贯穿于母亲从出生至分娩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备孕、受精、怀孕和分娩的全生育过程。这一过程嵌套于父母特征、家庭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圈层环境系统中,不同圈层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以父母特征为核心向外逐渐减弱。该分析框架不仅对于应对当前面临的低生育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为理解家庭、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Logit系列和Probit等离散选择模型,对中国52岁以下在婚、离婚和丧偶女性分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对其生育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其中异性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个体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负的。个体工作的政府背景越强,生育意愿越低。拥有农村户口的个体比拥有城市户口的个体倾向于更多的子女选择。     

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析——社区生育文化的视角

本文通过在海南省海口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调查指出,农村宗族现象的存在、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家庭老年人的压力和社区控制的失灵既使传统社区生育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又强化了村民们的传统生育意愿与行为,而传统社区生育文化与村民生育意愿、行为相互建构、相互支持,从而导致社区出生性别比失调.应发挥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优势,将社区作为控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重要平台,大力提高女性地位,营造两性平等的社区氛围,通过各种措施重塑新的社区生育文化,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     

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及月均收入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社会因素如城乡、所在省份亦对意愿生育数有影响；但家庭因素，被调查者有无兄弟姐妹对其意愿生育数影响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生命早期家庭环境因素对老年健康贡献的区域异质性

生命历程早期是家庭环境对个人影响最为关键的时期，因个人不能改变的早期家庭环境造成的健康差异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需要政府关注和干预。厘清早期家庭环境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减少或消除不平等的健康差异，对于实现健康老龄化至关重要。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Shapley和Fairlie值分解方法，分析早期不同家庭环境因素对老年健康的贡献程度，并比较各类因素对不同区域老年健康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早期家庭环境不仅对老年健康的相对贡献最高，而且是导致老年健康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建议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纳入“早期家庭环境”维度，并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国家的乡村振兴规划，提供公平和良好的起点，从生命早期和家庭层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健康老龄化。     

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以湖北省为例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城市在职青年的生育时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983名青年的实证调查分析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生育时间的期望与选择作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内涵之一，对生育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20年10～12月在河北保定针对5大类行业18～35岁的983名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的个体社会特征与生育时间选择进行交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在职青年最佳生育年龄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在职青年具有较强的晚育意识，其生育时间期望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特征，理想与打算二孩的生育间隔选择也相对趋近，从事教育行业、出生于城市、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和“双独夫妇”的在职青年更倾向于选择晚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年龄、文化程度、夫妇类型、性别和工作收入满意度均会显著影响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选择，其中教育行业、24～29岁年龄组、大专文化水平“、双独夫妇”对在职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女性比男性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更高，在职青年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越高，则其最佳生育年龄偏好越晚。此外，文章也就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影响青年生育时间期望与选择的多重因素以及生育年龄期望与生育...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 推动全市人口计生事业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生育政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统领,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动力,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突出抓好单独两孩政策、宣传教育、优质服务、计生民生、流动人口、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基层基础、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