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权利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研究——基于2006全国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

根据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6）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夫妻权利运行的三个要素：权力基础（教育差、年收入差）；权利过程（互诉烦恼、对钱不同意见频率）；权利结果（家务差、家庭事务决定权）对婚姻满意度的具体影响。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权利过程是影响婚姻满意度最重要的环节，其中配偶向被访者诉说烦恼和对钱不同意见频率都有显著影响：教育差虽也有一定的负向显著度，但其影响程度较小；夫妻年收入差、家务差和家庭事务决定权并无显著性。     

老年失能的配偶溢出效应及性别差异研究

由于健康预期寿命增长滞后于预期寿命增长，中国老年失能问题严重，特别是女性老人的失能比例更高。但现有研究对老年失能性别差异的社会机制认识不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外流使越来越多的老年夫妻与子女分开生活。以往对失能老人的研究集中在个体或者代际层面，少有以老年夫妻为主体的研究，忽视了老年夫妻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失能性别分化。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和2018年数据分析老人失能情况对其配偶存在的溢出效应以及该效应在机制和结果上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丈夫失能会显著提高女性老人的失能风险，而男性老人的失能风险却未显著受到妻子失能的影响。受照料的性别文化影响，尽管女性老人失能比例更高，但其在失能配偶照料上投入的时间要比男性老人长。此外，丈夫失能会对老年夫妻家庭经济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妻子失能则没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性别要素贯穿老年失能分化过程中，并通过照料和收入两种社会机制导致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易受到配偶失能的影响。因此，失能老人相关的家庭安排和政策设计有必要考虑老年夫妻间的依存关系，特别要关注老年女性可能因老伴失能而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困境。建议以长期护理保险和家庭照料补贴...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童年时期亲子关系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CSSCI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童年时期亲子关系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童年与父母的关系均会影响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但童年与母亲的关系对中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相对突出。(2)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童年与父母的关系对不同分组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精神抑郁均存在显著影响。而童年与母亲的关系在其慢性病患病数量方面的影响存在性别、年龄、城乡和家庭结构差异,童年与父亲的关系对中老年人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影响仅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3)KHB分解法发现,在童年亲子关系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的路径中,童年父母躯体虐待行为、童年时期健康状况和童年时期社会交往均具有一定中介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或接触更多有能力和有魅力的人，这可能会提高我们对婚姻的期望水平，进而导致婚姻满意度降低。那么，互联网使用与婚姻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存在何种联系？真的会降低婚姻满意度吗？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以及工具变量等方法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提高婚姻满意度。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异地夫妻之间的沟通频率；同时，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心理压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一方面，更频繁的沟通和良好情绪会提高婚姻的结果值，另一方面，个体通过互联网获取了大量关于其他人婚姻状态的负面信息，反而降低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使婚姻的结果值大于期望值，婚姻满意度上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更多体现在农村、男性以及低龄等群体中。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夫妻两地分居的状况，男性更缺乏表达性，低龄夫妻间更具有激情。而互联网所具有的特性能够增进夫妻间的沟通，增强男性的表达性，同时也能够满足低龄夫妻对爱情的急迫感。在互联网使用内容方面，除与陌...     

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①——性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

构建性生活质量调节下的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安徽巢湖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为参照,描述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性生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现状,并采用有序回归方法对生计策略和性生活质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再生产策略对非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工资性工作和家庭再生产策略对准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农业生产策略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工作策略则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消极影响。此外,性生活质量不仅本身对非留守妇女和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上述发现对提高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福利有重要启示。     

婚姻转移支付是礼物还是负担?--基于子女婚姻对父母消费及满意度的分析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婚姻转移支付对父母消费的挤出作用,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本研究利用44579份婚约财产纠纷判决书整理的婚姻支付数据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有序Logit模型、反事实估计等方法,描述婚姻转移支付的基本事实,分析其影响父母生活满意度的礼物效应和挤出效应。主要结论有:(1)婚姻转移支付是大额代际财富转移。(2)婚姻支付的收支结构分析表明,婚嫁双方父母都是净支出方,婚姻转移支付是父母赠与新婚子女的礼物。(3)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支持礼物效应。婚姻转移支付通过改善父子关系满意度从而提高父母生活满意度。婚姻转移支付是父母最大化满意度的行为选择,礼物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何父母对新婚子女转移了大额财富。(4)没有发现婚姻转移支付挤出父母消费从而降低其满意度的因果证据。     

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

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     

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就业质量提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包括客观就业质量和主观就业满意度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个人就业质量，但对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大于主观就业满意度；分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来看，发展目的的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最强，社交目的的使用效果次之，娱乐目的的使用对客观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却对就业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中低受教育程度者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城镇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对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增强了个人就业能力，也提升了就业的职业层次，进而提高了客观就业质量；但对主观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互联网使用既因改善客观就业质量而提升主观就业满意度，也会因社会比较范围扩大易导致低估自己的相对收入水平而对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城乡因素在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模型中的调节效应

抑郁症状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指标。本研究采用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追踪调查10%数据,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考察中国老年人的总体抑郁水平,比较抑郁水平的城乡及年龄差异,并对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较轻,心理健康处于良好水平。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较城镇老年人明显。健康水平、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可有效地预测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城乡在影响因素模型中起调节效应,健康水平和经济状况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作用受城乡因素的影响,对于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的影响作用大于健康水平;在城镇老年人中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模式。对于不同的老年人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方能有效减缓老年人抑郁症状,促进心理健康。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626份农村女性劳动力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首次发现打工经历、家庭成员的意见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老人对其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还得出与以往学者不同的结论,即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负向的影响,而年龄、婚姻、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家庭年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研究还验证了非农技能、耕地面积、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数、所处地区差异对就近转移的影响。     

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湖南省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出发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计量经济方法对湖南省人口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对于产业结构具有长期效应。产值结构上表现为城市化对第一产业具有持久的负向影响，但对第二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对第一产业有着长期的负向效应，对第三产业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但与第二产业长期关系不显著。整体来看，城市化在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居住安排对居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文化情境与年龄的调解效应

经济社会和家庭结构双重转型导致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急剧变迁，正在动摇老年人传统照顾模式的文化与家庭基础，给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构建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居住安排———文化情境———精神健康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空巢老人而言，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网络家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水平都较高；居住安排———老年人精神健康关系受到居住地、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对中低龄老年人作用尤其明显。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尤其是农村和城市高龄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积极效应显著，而网络家庭主要改善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婚姻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婚姻状态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基础回归结果显示: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要长,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比重也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细分老年人的婚姻状态、进一步考虑老年人上一期的健康水平及婚姻状态后,丧偶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最短;与家人一同居住、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没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病、患重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劣势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态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农村女性老年人以及城镇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最短。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个体的健康行为(吸烟、饮酒)、社会参与和及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婚姻影响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渠道变量。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婚姻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及占比的影响受其乐观态度的正向调节,受其孤独、焦虑以及自主性的负向调节。     

婚姻支付、初婚年龄与生育决策北大核心CSSCI

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日渐高涨的彩礼和嫁妆推动了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也对我国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CHARLS 2018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婚姻支付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2SLS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分城乡回归发现婚姻支付对城乡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城市居民,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的婚育影响更大。未来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等方面入手,控制婚姻支付的合理区间,从而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对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现状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婚姻满意的相关因素．为提高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质量提供可靠的依据。方法：参照国内外学者关于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编制《婚姻满意度测验》问卷。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结论：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度平均值未达到比较满意的程度，不同婚龄组的婚姻满意现状有显著性差异。婚前了解、丈夫信任、夫妻调适、夫妻沟通、丈夫帮助、性格相容、是否为经济担忧以及丈夫是否暴力与婚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而气候、饮食、生活习惯、语言、双方父母认同、与娘家联系、社区接纳等对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基于浙江904个农民工的计量分析

利用浙江省904个农民工数据样本,本文试图从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两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其婚姻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婚姻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对婚姻关系的评价要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如月收入、每日工作时间及个人特征如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对婚姻关系也具有显著影响;结婚年数与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具有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