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     

生命力:来自旷野的张力─—对七月派文学的一个宏观考察

谈到七月派文学，不得不首先提到理论家胡风，是胡风早年接受厨川白村的生命哲学，形成自己主体性的文学理论，由此奠定了七月派的文学基础。厨川白村把“永是不愿意凝固和停滞，避去妥协和降伏、只得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力”称做“生命的力”，厨川白村认为“人的内心不满于外界的压抑而表现出创造生活的欲求”，“正因为有生的苦闷、也因为有战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1]七月派作家把“生的苦闷”与“战的苦痛”纳入具体的历史行程，由此形成了他们对生命力的理解。（一）七月派作品呈现的是什么？一个以痛苦为基本色调的情绪世界…     

“精神奴役的创伤”——论七月派小说的主题意蕴

“精神奴役的创伤”——论七月派小说的主题意蕴刘开明一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唯一的由一个文艺理论家思想影响，并通过他个人的杂志丛书而形成的创作流派，就是又被人称为“胡风文人集团”的七月派。这是由胡风周围的作家组成的具有明显艺术倾向性的文学流派，他们或与胡...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论"七月派"的乡土小说

“七月派”受胡风理论思想、“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走过了一条直面现实人生、突进人物内心的艺术探索之路。他们的乡土小说,执守“五四”启蒙姿态,并将其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命题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突破了抗战时期盛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们虽然忽略了乡土小说应有的一些艺术品位,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是乡土小说中极为罕见的,这使他们被视为“异端”,从而导致了其流派的幸与不幸。     

浅析七月派小说的贡献和局限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色彩浓厚、影响至深的文学流派.胡风是这个流派的理论核心,促成了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而一批作家用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着这个流派的文学主张,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他们对文学探索的步伐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京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活跃于 2 0世纪 30年代中国文坛的“京派” ,其名称的由来 ,正如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所说 :“他(指沈从文 )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 ,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 ,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 ,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① 京派的主要成员有沈从文、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梁宗岱、林徽音、林庚、芦焚、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等。京派小说无论是与此前的五四小说相比 ,还是与同时的海派小说和左翼小说相比 ,还是与此后的七月派、延安小说派相比都具有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它具备鲜明的文本品性 ,那…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试论晚明文学思潮研究中的“复古—革新”模式

所有的发展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所谓复古——革新的变化也是其中一环。所有的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七子派相对公安派而言,是被扬弃的对象,但相对于台阁体来说,他们也是文坛的拨乱反正者。所有的新只有相对于旧才能凸显其价值,公安派"独舒性灵"的口号正是由于纠正了文坛剽窃、模仿的弊病才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复古派的论调没有革新派的观点那般激昂、富有活力,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却是合适的、合理的。而被视为"先进"的公安派如果被放置在七子活动的年代,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每一观点的产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需要,而某一观点的沦落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必然。晚明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处于这样一种扬弃的过程中。     

对左翼文学的财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从救赎到飞升——论萧红与左翼文学的契合与疏离

在左翼作家中,萧红是个另类的存在.她的创作在现象与成就上均与一般左翼文学呈现出程度上的契合与疏离,她偏向私人化、体验性的笔触与视角展现出迥异于左翼文学的独特风貌,也体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学品格.本文从萧红的身世经历与文学生涯两条路径出发,提出了萧红创作背后的驱动因素,并分析了她与左翼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产生根本分歧的原因与表现.萧红对于左翼的疏离,是一个独立作家对于话语程式的突破,更是一种人生向度上的突围;她的创作,由于怀着绝望处的悲悯,由于突破了单一话语的束缚,达到了对于人生世界进行无差别审美与同情的“飞升”境界.     

含混性和现实性:五四新文学人文价值观透析

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价值理念充满着家族性的含混特质和现实关怀。在世界现代哲学思想转向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学展示并凸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混合和互换,使中国现代文学“人的解放”远未获得审美/本体的价值意义。人的解放在五四是一个实践过程,在左翼革命文学当中亦如此,时至今日,仍处于一个现在进行时态之中。     

现代派与左翼文学的疏离与融合

现代派在与左翼文学疏离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与之融合的事实。在革命文学主流熏染下的现代派文学对都市文明下的阶级对抗并非熟视无睹,并曾作出某种超越自我、融入主流的尝试;现代派对都市现代性的敏锐捕捉及对都市灵魂的出色刻划也给左翼文学以显明影响,左翼作家在宣示都市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现实时也时而逸出阶级性的固有轨迹,展现都市的力与速、光与热、个体的孤独与沉沦、灵魂的扭曲与病态,体现了与现代派文学的某种一致性。由于左翼文学的熏染,现代派拓展了其艺术视野;由于现代派的渗透,左翼文学获得了人性描写的深度。30年代现代派与左翼文学抗衡、共生、互动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对左翼文学的再认识

<正>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建国17年文学创作论纲

建国17年的文学创作,在“文革”中被极左路线的推崇者们大肆攻击、批判,“文革”后又遭到一些人的责难和否定。我们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17年文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记录了我们国家的一段独特的历史,表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特有的生活经历及思想感情,有其独特的性质和特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自有它的地位和价值。     

文学与文化的对接——评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朱晓进所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从地域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全面论述了“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阐释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文化意蕴、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成功地实现了对“对山药蛋派”文学由政治工具判断向文化价值判断的跃迁,是“山药蛋派”研究中一部开拓性的力作。     

个性的发现与失落--再论现代派与左翼文学的疏离与融合

现代派与左翼文学的疏离与融合既是有意识的择取更是时代规约的结果.在与左翼文学疏离的过程中,现代派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与左翼文学的融合则使其艺术个性逐渐消亡.由于现代派的渗透,左翼文学也开始反思自身的公式化、概念化弊端,在不断丰富其艺术表现手法、形式的同时获得了人性描写的深度.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