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 “外王”之辩：一个“后新儒学”的反思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性善与性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述评

<正>2015年5月1日至2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在济南南郊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高校的近三十位知名学者与会。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之大宗,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和标志,两者长期以来曾经势如冰火。自由主义者一度认为,儒学不止是专制制度的帮凶,更是这种制度的直接设计者。第一代港台新儒家曾致力于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坚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那么,如何界定这种独特性?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徐复观的政治理念──兼论徐、牟政治理念之异同

徐复观的政治理念──兼论徐、牟政治理念之异同颜炳罡当代新儒家的中心问题是本内圣以解决新外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就是在肯定儒家内在精神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如何顺应儒家义理开出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归根到底这是传统儒家所谓的经世...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本文对以往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做一逆转性思考,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作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评.作者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始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认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内圣外王”是对儒家王道理念的特殊表述。儒家于“内圣”方面固然用力颇多 ,而于“外王”方面用力亦复不少 ,在行为模式、制度架构、运作规范等各方面都曾做出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并且其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作为王道全体大用之一面 ,“外王之道”有着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始终保存在儒家经典之中。但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对儒家固有的外王之道采取掏空和虚化的策略 ,并将现代民主和科学置换进去 ,当作其固有之理想期求 ,以证成其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之合理性。事实是 ,传统儒家特有的外王之道是虚化不了的 ,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只能在现代社会实践生活的土壤中生成 ,不是从祖宗心性上能开得出来的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李约瑟难题"与内圣开出科学

围绕“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技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分析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开出科学是否有历史根据。儒学仁智合一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表明传统儒学的“内圣”具有开出和阻抑中国古代科技的双重性。明清之际的实学蕴涵着与近代科技相通的因素,但实学偏重的是外王而非内圣;明清实学流变为以内圣为体、实证为用的乾嘉朴学(经学),中国科技由实学引导的近代转向遭到夭折。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部国际学术史——《儒学国际传播&#183;序》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国际传播,代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往。《儒学国际传播》一书,实际上就是一部国际文化交往史,一部国际学术交流史,一部国际人学史。     

儒学的现代价值与发展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当代,儒学的文化基因,需要我们去解析;儒学的价值,需要我们去发掘。儒学的发展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一致,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的发展方向,通过全方位审视,多维度研究,科学地整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自身的价值。     

论儒家和谐思想与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和”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 可以说追求社会的普遍和谐是儒家文明的精髓,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价值目标。儒家“和”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基础。今天,领悟儒家和谐之道,对建构现代和谐社会,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学发展对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于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三个重要里程碑：先秦儒学奠基了传统体育观念丰富人文内涵的基本框架；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启了儒学从国家管理角度影响传统体育观念的先河；宋明理学从儒学“人伦化”的角度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传统体育观念。儒学对于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了显明的特点：一是儒学崇仁尚礼的伦理色彩，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体育观念的道德内涵，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传统体育的本质区别；二是体育活动是人生的一种理想追求，早期儒学对于人生理想的设计是文武双全的，并没有文武轻重之分；三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改造，导致了重文轻武观念的固化，从而对传统体育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论探析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梁启超的民族文化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国粹派以西学附会国学的做法;认同儒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反对将儒家文化定为国教,将孔子设为教主。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弘扬儒家文化的同时,要包容其他文化。     

试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瑰宝和价值观念,一直在指导和影响着中国战略的主要实践和基本走向;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是以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儒道思想为依托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战略文化."天人合一"、"正义道德"、"贵柔一统"、"以和为贵"是其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和战争价值观,充满了丰富的辩证哲理和智慧,对我国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正确处理国家战略利益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