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与现代家族文学比较

<白鹿原>、<家>等现代家族文学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观照现代家族文化,都塑造了大家族的维护者、叛逆者、牺牲者、败家子等形象,但主旨截然不同.现代作家对宗法社会进行了无情抨击,全盘否定家族文化,刻画了封建大家族崩溃过程中痛苦挣扎的灵魂.<白鹿原>是"五四"后家族小说一次高层次的复归与超越,它还原了20世纪国民的生存状态,第一次正面描写家族文化,塑造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具有人格魅力的族长白嘉轩.作家在展示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也揭示了它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独特视角下的现代新儒家--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

柴文华教授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现代新儒家诸多人物的理论,对现代新儒家的文化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包括见解独到的<导论>,形散神凝、多有突破的个案研究和立足当代、精当中肯的价值评判.它既是可供从事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们交流借鉴的宝贵资源,又是后生晚辈进入现代新儒家研究之境的美丽通道.     

东方与西方:异域视野中的《西游记》

关于<西游记>在国外的传播,东方远远早于西方.国外对于<西游记>的研究,也随着<西游记>的传入而开始了,但早期的评论都极为简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游记>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对<西游记>的最初接受,实际已构成了分别由"玄奘"与"猴子"为代表的两个世界,前者有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后者则更侧重文本自身的隐喻.此后,从故事的形成、版本的流传、作者的考证、文本的比较,到最终对佛光道影下寓意的解读、文本结构的分析,东西方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了<西游记>的每一个领域,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彼此补充、又互相糅合地解读着一则"中国的寓言".     

沉暮·新生·个性·情--略识《金瓶梅》

明朝弘治、正德时期,垂死的封建专制政治与新生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明代中后期文化的两大特色沉暮与新生.到了明末,市民文化的代表作<金瓶梅>的问世将传统小说由"超凡入圣"的人物塑造向活生生的市井人物刻画发展,突出其个性化,反映出转型期社会对人性的拷问.而<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出禁欲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情".     

召公与孔儒思想——《诗经》及上海博物馆楚简中《孔子诗论》研究

周初历史上,在政治地位、历史功绩、德政思想对孔子和儒家影响方面,与周公影响齐名的还有一人,就是召公.<诗经·召南·甘棠>对召公德政爱民的记载以及上海博物馆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反复对<甘棠>思想的申说,都表明孔子对召公的敬仰、对召公德政的怀念,以及召公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从主题取向看《古诗十九首》的儒家文化底蕴

<古诗十九首>这组东汉文人五言抒情短诗之所以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千百年来在诗坛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不仅在于它特殊的美感风韵和卓尔不凡的艺术表现手法,还在于它所积淀和包含的丰厚的儒家文化底蕴给人们提供了有益的精神文化养料,从而引起了历代读者的强烈共鸣和喜爱.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实际地位,其自伤自怜和游子思妇的两大主题取向表现了<古诗十九首>的儒家文化底蕴及其在特定时代的内涵.     

《礼记·乐记》中的文艺思想

<礼记@乐记>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文艺思想.先秦儒家对音乐所持的实用功利态度,礼乐相辅相成以维护统治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观念以及音乐表现情感并通过情感熏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等,都在<乐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乐记>反映的先秦儒家"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取向的文艺观和"将人生艺术化"的伦理、政治理想,对中国文化至今仍产生着深刻影响.     

日出东方泽被大地--评黄亚洲的长篇小说《日出东方》

本文从叙事艺术、视角等各个方面对黄亚洲长篇小说<日出东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评价,认为它是近年来党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少见的成功之作.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男性形象与男权颠覆意识--《呐喊》、《彷徨》散论之一

<呐喊>、<彷徨>塑造了一系列男性形象,不论他们的身份、地位、知识、素养及个性气质如何不同,但他们骨子里已被男权文化所浸染,他们所秉承的都是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以男性独尊的他者眼光傲视女性、评判女性甚至欺压女性、残害女性.对此,鲁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从而体现了自己的男权颠覆意识.     

论《白鹿原》审美创造中的反讽艺术

《白鹿原》在其文本中展开了两种矛盾对立的文化语境,这两种文化语境在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相互交融与碰撞,形成了该作品独特的反讽式艺术效果。具体体现为文本结构的反讽特征、人物性格的反讽特征以及语言形式的反讽特征。这种反讽式手法的运用使作品产生了百感难言的情感张力和丰富的审美文化内蕴,其历史的真实性在今天的现实境遇中仍然具有启思价值。     

白嘉轩:被告席上不屈的传统文化人格守护者——以《白鹿原》第25章为中心兼议其中的神秘描写

《白鹿原》第二十五章描写白嘉轩大战田小娥。围绕这一中心事件,小说集中展现了白嘉轩与各种力量联盟之间的殊死较量,从而使白嘉轩与天斗、与人斗、与鬼怪斗的弘毅刚正的文化人格得以充分展示。至于该章的神秘描写,既是当时关中迷信文化生活的真实再现,更是鹿三内心遭遇危机直至精神彻底崩溃的自然结果。     

《白鹿原》修订版与原版删改比较研究

陈忠实的《白鹿原》初版与修订版印数都大 ,影响也大 ,值得比较研究。修订版删改原版 2 2 6 0多字。对书中人物评论政治斗争的内容进行删改 ,也对性描写内容删改了较多文字。删改也有得失。两种版本各显特点 ,各有千秋 ,皆行于世     

从鹿三父子的人格悲剧看《白鹿原》的人格治疗学意义

文学是“人学”,《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心灵秘史”,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其上升到文化原型符号的高度,揭示人类个体人格发展中的悲剧。其中,鹿三和黑娃父子的悲剧是超越自卑者的悲剧,他们的生命历程对当今个体人格的的健全发展具有一种人格治疗学意义,从而形象地印证了文学的治心功能。     

近代对《洗冤录》的批判

中国传统法医检验是以尸表检验为主,随着西方法医学的输入和进一步传播,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法医学工作者的成长,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排除传统法医学及其司法检验方法的负面影响,以现代法医学的奠基者林几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针对《洗冤集录》的检验方法做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并对中国古代法医学史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论李白现象的当代化

以李白为中心所生发的李白现象,已演化成为历代对李白诗歌的习得与传播,对其传说的演绎与生发的文化现象。李白现象具有共时与历时相交融、生发形态多样化的特点。李白现象在当代的形成有其历史的、文化的基础。李白现象当代化须将李白从单纯的文学领域脱解出来,关注李白诗歌的接收群体,使受众在李白现象的接受中提升,在接受中发展。应当多主体地进行李白及李白诗歌的传播,既可以官方举行,也可在民间传播。既可搞多群体的竞技,也可以个体方式进行。     

庄周屈原浪漫文学之再比较

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不宜再以消极与积极来区分、论衡和轩轾。他们的不同,主要只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首先是虚幻特色及风格特征的差异：庄周的浪漫文学基本上是纯然虚构的,而屈原的虚构幻想则是植根现实的;庄周的幻想是为说理服务的,而屈原的幻想是为抒情服务的。其次,从美学特征看,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亦有明显差别：庄周的美学理想是崇尚自然,重视美的自然性;屈原的美学理想是崇尚真善美相结合的社会价值。再次,庄周、屈原浪漫文学的差异,还可从文化特征来加以观照：庄子的文化渊源是殷商文化,屈原的文化渊源是楚巫文化;庄子是哲人兼诗人,屈原是诗人兼哲人。文化渊源和文化角色的差异,也决定了庄、屈浪漫文学特色的差异。     

论元杂剧与勾栏文化

勾栏是元杂剧发展和繁荣的摇篮 ,但是对于勾栏文化这一主题的忽略 ,常常使我们面对元杂剧产生鞭长莫及的困惑。实际上 ,元杂剧的发展是以勾栏为物质文化依托的 ,勾栏的商业性质、娱乐功能乃至市井参与的运作方式都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艺术的底蕴 ,创造了发展的机遇 ,而大批文人的介入则促成了杂剧的繁荣和辉煌。元杂剧因之而获得的独特的平民品格 ,这在戏曲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Three Paradigms in Lu Xun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ptions

鲁迅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当下，在学术逻辑回归与学术民间性凸显的态势下，鲁迅研究的立场和价值评价出现了明显分野。同时，作为一种被过度阐释的显学，鲁迅研究存在着研究的重复性和细小化倾向。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以追求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鲁迅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开掘和理解，同时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悖论和不同的价值功能。     

Three Paradigms in Lu Xun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ptions

Research on Lu Xun is never simply the analysis of an individual writer, but constitut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represented by Lu Xun himself and his writings. Likewise, the evaluation of research on Lu Xun is never a simpl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history, but rather a social evalu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value orientations of those times. At present, with the return of academic logic and the growing tendency toward private research, a noteworthy divergence of standpoints and evaluations of Lu Xun research has emerged. At the same time, as a prominent discipline that has been over-interpreted, research on Lu Xun is demonstrating a tendency toward redundancy and triviality. Three fundamental paradigms are commonly employed in research on Lu Xun: historical research that attempts to explore historical materials; academic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knowledge interpretation and aesthetic evaluation; and contemporary research that pursues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and values of Lu Xun’s ideas. Each paradigm offers an insight into and understanding of Lu Xun’s rich and complex spiritual world; each presents a paradox of one kind or the other; and each performs different value fun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