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与人的协调发展

<正> 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否定了曾被全世界公认为发展典范的“东亚模式”。过去高赞东亚文化造就东亚奇迹、东亚人坚忍耐劳支持高速经济增长的西方学者们,又忙不迭地批判起东亚文化来,称正是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模式自身就孕育着经济危机的种子——“政府行为+腐败”,指责东亚人缺少创新精神——“缺少企业家精神”。不管这些学者们的自相矛盾有多么滑稽,只分析他们说对了多少事实。日本于五十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使得这个发达国家行列中的小弟弟于七十年代末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韩国更是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相当发达的工业国。八十年代,东亚经济起飞又一次“论证”了东亚摸式     

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脆弱的金融体系孕育了东亚金融危机。东亚经济过度银行化是造成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政府高度介入金融业严重扭曲了资金配置;中央银行监管不力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经济泡沫急剧膨胀;会计制度落后、披露制度不透明及法制不健全是银行有效运营的桎梏;金融机构缺乏内部约束机制增加了金融风险。     

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若干问题探讨——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9月6-9日,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南昌大学召开.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东亚经济国际学会和中国南昌大学共同举办,研讨会由南昌大学副校长谢明勇教授主持,中共南昌大学党委书记郑克强教授、日本东亚经济国际学会会长原口俊道教授分别代表南昌大学和东亚经济国际学会向大会致辞.来自东亚经济国际学会、东亚地区高校以及东亚经济界共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70多篇.会议就东亚经济管理、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FTA战略比较

进入21世纪以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规模体的中国和日本,在FTA谈判上难以取得进展;在中日FTA问题上,中国积极主动,而日本则消极推诿,究其原因,既有经济上中日FTA对日本国内产业冲击的担忧,也有政治上日本始终把中国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与中国争夺东亚经济共同体主导权的因素,而由小泉纯一郎内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引起的政府间和民间的不信任感,更是阻碍了中日FTA谈判的进程.在回顾中日两国FTA进展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中日FTA谈判难以展开的原因,并就中日缔结FTA的必要性进行论述,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外交

美苏冷战对峙中，亚洲作为欧洲之外美国遏制苏联的又一前沿阵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等多种原因，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而该时期东亚的日本经济已经复兴，出现了对美离心倾向；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为美国改善同东亚大国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在东亚实施了奠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洲政策基调的均势外交。本文着重分析尼克松政府调整东亚外交的必要性、东亚外交的实施、影响及其评价。     

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的思辨

文章从“经济学革命”和“市场失灵”两个角度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的必要性作了分析，并对政府介入现代经济活动进行了合理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行使政府经济行为应坚持的原则。     

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启示

在日本经济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东亚模式”进入九十年代急转直下 ,令人深思。由于中国制度体系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已非常接近“东亚模式”。因此 ,研究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对中国加入WTO ,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后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实现持续增长这一重大课题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初探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许多问题,无不与各级各类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有关,都可以从各级各类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去寻找原因,因为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重要主体。所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运行,不能不研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一、地方政府与“块块经济”地方政府首先是与一定的行政区划相联系的。一定的行政区划确定了一定的地方政府在行使国家权力方面的地域范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在其所辖的行政区域内行使国家权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介入该区域之内的经济事务,     

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启示与对策

本文论述了目前尚未结束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有关国家和香港、内地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提出了金融危机给予我国的五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就调整经济结构、完善汇率机制、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政府适度干预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相应提出对策建议。东亚金融危机的...     

论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中政府、市场、企业的行为定位

本文从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机制入手,探讨了三者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中的作用和行为定位,提出了政府行为的区域概念,界定了政府介入企业资产重组及介入的深度问题。文章利用博奕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政府适时介入国有企业资产重组既有利于弥补市场缺陷和不足,又有利于弥补对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缺陷。     

战后美国的东亚遏制思维与东亚冷战格局的形成

美国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是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走向胜利的第一步,新中国废除历史上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美国梦想的铁托模式在中国落空,美国走向对华遏制。战后美国实施对印支非干涉政策,即既不帮助法国亦不得罪印支民族主义者,但法国在印支战争的失利以及法国在美国东西方冷战中的重要性致使美国转向对法国印支事务的干涉。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将南韩、台湾、日本纳入美国的太平洋反共体系,将亚洲提高到和欧洲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东亚冷战思维。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对印支事务的介入以及东亚反共体系的形成最终导致美国东亚全面冷战局面的形成。     

东亚模式与政府职能变革

如果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研究东亚模式，东亚奇迹的出现证明主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其成功的因素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样板。虽然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这只是说明东亚模式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要改变传统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范围和方式，而不是要削减政府职能。目前，东亚国家正在调整政府职能，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不能无视市场，滥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主体行为；另一方面，在开放的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应更加有力、有效和灵活。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与金融危机

曾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增长模式具有政府主导、雁行模式、国际依存度高的特征 ,本文的分析说明这些特征对亚洲的金融危机有直接影响 ,值得中国反思并借鉴。     

社会责任论中"政府-媒介"关系再探--以美国哈钦斯委员会专门报告《政府与大众传播》为起点

本文以美国哈钦斯委员会1946年专门报告《政府与大众传播》(查菲)为起点来解读西方社会责任论中“政府-媒介”关系,认为社会责任论的原意并非是鼓励政府对媒介活动进行介入。查菲在报告中把媒介自律认定为迫使媒介满足社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首要措施,实际上是对政府介入大众传播活动所带来的未知危险的一种规避,即由媒介自律来实现媒介社会责任所承担的危险要低于政府介入所带来的危险。如果媒介无法自律时,只有采取高危险的补救措施,即由政府介入来强制媒介负起所应承担的责任,而降低政府介入所带来危险的唯一方法是劝说政府在介入大众传播领域时要尽量采取积极性的行为。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及日本的对策

虽然东亚产业分布正从"一极集中"到"多极分散",中国东部沿海也在迅速崛起,但笔者依然反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非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且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不能代替说明整个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加入WTO之后会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将成为日本及其国民真正迈向国际化的契机。日本要想有效地利用好中国的优势,一方面应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支持本地中小企业的对外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内部国际化。     

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崛起对日本经济的冲击

国际经济竞争关乎国家兴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东亚的“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通过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相继实现了经济起飞。到90年代，日本在外贸、投资和金融等领域面临中韩等国的激烈竞争。随着中韩等国产业竞争力的凸显，日本在东亚精心构筑的“雁行模式”开始解体，在东亚和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急剧下降。在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领域，日本也面临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严峻挑战。因而，东亚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     

东亚日资企业经营比较

本文简述了日本企业对东亚的直接投资情况，对日资企业在东亚的投资动机、合作伙伴、日本式经营、决策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指出９０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一定会有更快的增长，投资的分布地区也将会扩大。     

中国-东盟与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差异比较分析

中国、日本与东盟作为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在该区域内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既有其相似之处,也有其差异所在。因此,比较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为这两个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借鉴,促进东亚及整个亚洲经济一体化,而且也能为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参照。     

论转型中的东亚国家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

政府的主导作用被视为东亚国家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也被视为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东亚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给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探讨了在当今东亚模式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政府调控职能的转变,即由过去的过度干预转为适度干预。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在于培养成熟的市场机制,引导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