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兼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话语表达

自晚清发端的民族复兴观念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至九一八事变后形成广泛的民族复兴思潮，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复兴之道。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除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民族前途外，在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将近代以来独立富强、社会转型进步等民族复兴的主题具体化为对抗战建国、民族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了诸如《抗战建国论》等大量时论文章，从抗战建国、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抗战背景下独特而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国民党人直接运用“民族复兴”话语不同，中国共产党及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抗战时期虽也不时使用“民族复兴”、“中国复兴”等话语，但更多的是运用“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等来表达他们的复兴之思。话语表达的差异，反映出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信奉的理论的不同以及由此选择的民族复兴道路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侯外庐坚信通过抗战建国尤其是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才能实现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也才能够复兴。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积极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抗...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

费希特,近代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受到中国学人比较广泛的关注,得到迅速传播,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兴的标志性现象,费希特则成为中国人民激励斗志、重塑自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传播逐渐深入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契合了中国学人确立民族复兴之志、探寻民族复兴之路、掀起民族复兴思潮的现实需要。     

“九一八”后的抗战民族复兴思潮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积极宣传自己的民族复兴理论。其中,抗战民族复兴的各种理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股思潮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九一八”后“民族复兴”话语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讨论

"九一八"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在讨论"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的问题时,一些人把目光聚焦于"中华民族意识",认为只有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并提出了种种培养和提高国民民族意识的建议和主张。尤其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或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的民族意识,他们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团结,培养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某一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并接受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思想。这是"九一八"后知识界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揭露和挫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而且在"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涵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全球化潮流对民族向心力的正反效应

中国的全球化是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时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它对中华民族向心力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民族向心力增强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却冲击了社会主义理想在人们心中的吸引力;政治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力量以及其影响力,但也强化了人们对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文化全球化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却也使我国更加理性自觉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致力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全球化刺激了"全球主义"与"世界主义"话语的兴起,也使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力量得以涌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民生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民生状况严重恶化。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和社会建设,探索出独具特色的、适应抗战需要的民生建设新路子。当前我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更应该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提炼和升华,努力开创民生建设新局面。     

绥远事件与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前夕,于1936年11月12日发生了绥远事件。这是全面抗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后一次政治事件。这次事件爆发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因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更加激发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情绪。特别是这次事件对与绥远相邻的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给予巨大影响,终于在仅一个月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日军在1933年占领热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

费希特,近代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受到中国学人比较广泛的关注,得到迅速传播,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兴的标志性现象,费希特则成为中国人民激励斗志、重塑自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传播逐渐深入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契合了中国学人确立民族复兴之志、探寻民族复兴之路、掀起民族复兴思潮的现实需要。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

以现代“中华民族”概念为思维基础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大约流行于20世纪30—40年代。它包括“危机即转机”、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为其内在依据和自信根源、坚持抗战并争取胜利为其前提和关键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在抗战期间的流播,不仅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迫切需要自信的特定心态特征,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现代认同,并参与促成了党派利益和狭隘意识形态的现实超越,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广泛建立和发展的深沉的精神基础,其影响延至于今。     

试论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

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复兴思潮的持续展开与深化,是中国人民对民族与国家出路长期思考与探索的必然反映.在极为严酷的条件下,人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围绕民族复兴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与讨论;认为民族复兴从根本上说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复兴,弘扬民族文化,吸取西方文化及其现代科学技术,是中华民族及文化复兴的根本要求;还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建国思想,誉其为中华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庄内型移民——以大和村为例

“九·一八”事变后,伴随着移民政策从初期的“武装移民”转向“二十年百万户移民”,分村移民逐渐成为日本“满洲移民”的重要形态。山形县庄内地区的两市三郡作为一个区域而实施的移民计划,相对来讲规模极其庞大,被称为庄内型分村移民。从大和村的移民输送情况来看,庄内型分村移民为顺应国策,解决农业危机,制定的移民计划规模大,数量多,但从实施结果来看并未完成。     

试析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揭开了大举侵略中国的序幕,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引起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本性变化和各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这是中国社会诸种矛盾相互地位和关系发生质变的开始,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并日益加剧。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探析——兼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了摆脱日本的控制,毅然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他对内进行"东北新建设",增强东北的实力,以抵制日本势力的入侵;在对日外交上,他设法限制或抵制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甚至公开实施对日抵制政策,并支持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维护了国权,促进东北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恐慌,日本以"中国官民共同排日"致使"满蒙危机"为借口之一,打造战争舆论,发动九一八事变。     

伪满时期日伪殖民主义教育与朝鲜族人民的反奴化斗争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以东北朝鲜族为＂日本国臣民＂为由,对东北境内的朝鲜族教育进行全面的统制,推行以同化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政策。对此,广大朝鲜族人民通过私塾教育、罢课、学生团体活动等渠道,抵抗日帝殖民主义教育,使民族教育得以延绵不辍。     

孙中山与民族复兴梦

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也是大同梦。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中国人的最大梦想,而孙中山是这一梦想的首位追梦人。他最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开启民族复兴梦;创立三民主义,寻觅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领导革命,建立共和国,跨出了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锁定民族复兴梦的高远目标,抓住筑梦的关键。孙中山追梦的历史启示,值得借鉴。     

新时期党的民族复兴思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理想追求,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追求;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标志。     

近代朝鲜人在吉林地区的生活状况及反日活动

自20世纪初,朝鲜人因各种原因移居吉林地区,大部分因生计被迫移民,还有一些为政治、经济目的移民的人。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从事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事工商业的人数明显增加。近代吉林地区是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中心,各种派别的独立运动团体活跃于此地。自移民吉林初期开始,朝鲜人就办起了私塾或新学堂,特别是反日爱国人士纷纷创办学校,进行反日民族教育。另外,还有宗教团体办的学校和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办的学校。近代朝鲜人在吉林地区的人口变化、生产、教育及其反日活动,充分说明吉林地区在东北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东北经济门户的海关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日本通过操纵伪＂满洲国＂,向各海关派遣日本顾问和封锁税收,将积存各银行之税款没收,以＂优越力＂驱逐各关税务司,强制接收各关。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所代表的英国等国对日实行的＂绥靖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中国抗战初期美国民众抵制日货与终止对日贸易运动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奉行绥靖日本的政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民众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变,在国内掀起了广泛的援助中国的民众运动,这些运动得到社会许多方面的支持,并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而不断加强。这些运动虽然没有改变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步伐,但给予他们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并逐步让世界人民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真正面目,对于打击法西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