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三篇檄文初颁时间考

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太平天国镌刻了《颁行诏书》,汇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所发“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民人谕》檄文三篇。其中前一篇主要是鼓动清兵团勇、天地会员反正抗清的,后两篇力劝人们拜上帝、不拜邪神,同心协力,奋起“讨胡”、“诛妖”,推翻清朝统治。三篇檄文实际上是太平天国初期的政治宣言。 关于三篇檄文的最初颁发时间,目前史学界还未有定论,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笼统地说发布于“从广西向湖南的进军途     

也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与孙应祥同志商榷

如何认识太平天男颁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史学界存在着分歧。最近,学习了《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孙应祥同志的《略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以下简称《略谈》)一文,我认为在一些问题的分折和提法上,是值得商榷的。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谈个人意见,求教于孙应祥同志。 (一)《略谈》存涂述太平天国“有不少地区是禁止地主收租的”问题时,曾列举资料     

“太平天国研究”学术沙龙纪要

在我校 95周年校庆来临之际 ,本编辑部邀请了本校一些学者 ,就“太平天国研究” ,举办了小型学术沙龙。研讨的问题集中在 :关于“太平天国”的正名和评价“太平天国”的标准问题上。关于“太平天国”的正名问题 ,本刊 2 0 0 0年第 2期曾发表潘旭澜先生撰写的《关于太平军的两个问题》的文章。作者认为 ,按照“太平天国”来称呼太平军造反既不符合历史真实 ,也不符合史学界对前此历代农民造反的命名习惯。太平军造反在中国长期被称为“粤匪”、“发逆”、“洪杨之乱” ,民国年间禁止称“粤匪” ,195 1年才明文规定为“太平天国”。现应当正名…     

《太玄经》释义(选载)

前记《太玄》是西汉扬雄精意写成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全书结构形式处处模仿《周易》,“以家准卦,以首准彖,以赞准爻,以测准象,以文准文言,以摛、莹、倪、图、告准系辞,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     

论含蓄——中国诗论研究之二

含蓄,这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熟题目。唐司空图《诗品》就列有“含蓄”一品。而更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已提到了“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神思》)和“文外之重旨”(《隐秀》)。钟嵘《诗品》则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说法。如果还要往前推,那末,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论《离骚》时所说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和《周易·系辞下》所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均与后来讨论的含     

读史小记 补白

太平天国所颁行的历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它清除了旧历中的封建迷信思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的封建统治,因而在其所颁行的历书中,大量注入“凶煞生克休咎之论,时日吉凶之言”。他们宣扬什么“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他们嚷嚷什么“农民拜社稷,拜田祖,便可五谷丰登”等等。企图利用这些封建迷信思想,来掩盖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实质,使广大的贫苦农     

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几点想法

在中国近代史(1840——1949)研究领域中,太平天国史研究一枝独秀,发展成“太学”。如何进一步深入地进行“太学”研究呢?我认为,除了挖掘新史料、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外,有必要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拙文不揣浅陋,直陈己见,冀求教于“太学”前辈。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谈起 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揭开了序幕。3月,洪秀全在广西武宣东乡称天王。12月,洪秀全在永安封王建制,诏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冀王。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改南京为天京,正     

略论太平天国的“苏福省”

“苏福省”的创建和辖区问题太平天国于一八六○年六月二日占领江苏南部重镇——苏州后,曾创建了一个以苏州为首府的新省——“苏福省”(又名苏馥省)。太平天国领袖称赞“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把“苏福省”置于首都天京“陪都”的重要地位。太平天国创建的“苏福省”是不是一个独创?事实并非如此,天王曾颁布诏旨,曰:“桂福省改桂福(福)省”。在此前     

太平天国江苏建省考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鼎金陵,旋将金陵“改命天京”,“京日天京,一一悉准乎天命”。与此同时,天王洪秀全诏命“贬北燕地为妖穴”,“贬直隶省为罪隶省”,“俟灭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更罪隶之名为迁善省”。清代十八省,除直隶省外,太平天国又改山东为珊东、贵州为桂州、黑龙江为乌隆江、江苏为江南,对其余各省则一般沿用旧称。其中最为特殊的是江苏,太平天国一般不名江苏或南京而通称曰     

宋代四川史学的特点

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繁盛时期,要完整、准确地表现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史学特色,把握其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无疑应在尽可能宽广范围内,对当时众多史家、史著,以及他们赖以存在、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研究.因此,不仅限于对一些名家杰作的考察,从局部入手、逐地区地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两宋时期,从地域上看,四川社会安定,印书藏书之风甚盛,史家众多、名著迭现,史学极为发达,堪与江西、浙江鼎立,在全国占有显著重要位置.《宋元学案》叙述两宋学术,巳有“西蜀史学”的提法;《四库全书总目》(下称《四库提要》)誉为“卓然可传”的三部宋人私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东     

洪仁玕与太平天国历法的“改订”

洪仁玕阐述了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主要有“醒愚俗”、“定民志”、“正农时”三个目的。针对天历不合天象、有失农时的缺陷,洪仁玕对天历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订”：一是改订“岁实”,二是欲制定一标准物候历来“裁定耕种”。洪仁玕对天历的“改订”是不成功的。     

编目悖论三种解法质疑——与杨熙龄先生商榷

杨熙龄先生在其《奇异的循环——逻辑悖论探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编目悖论的三种可能的解法,虽然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却并非编目悖论的正解,更不能代表逻辑悖论的一般解。这里提出来求教于杨熙龄先生和各位同仁。所谓“编目悖论”,就是《自身不列入目录的目录》是否列入自身?杨先生的第一种解法是,“列入‘不列入’法”(见上书,第73、74页,),这种解法就是在“总目”之末列入“本总目未列入本总目”——既是未列入,同时又把自己的“不列入”列入了。第二种解法是,“‘不列入’列入法”(见上书,第75、76页),即指“总目”干脆不列入自身——“总目”未列入内文,因而是未列入;同时它自身名称就在封面上,故而又是列入     

功垂《易》史 泽被后学——读沙少海先生《易卦浅释》

群经之首的《易经》,文简旨奥,艰深难读。历代治《易》之书,又多“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添枝加叶,穿凿附会。《易》说愈繁,《易经》愈难了。近得广西大学沙少海老先生近著《易卦浅释》,展读不能释卷。沙老以“浅显”注释“艰深”,《易经》古义庶几大明。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再商榷

政权性质问题是当前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问题.笔者在《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载《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以下简称“拙文”)一文中,对主张太平天国政权是“新封建政权”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本文想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商榷.     

中国蒙古文古籍目录集大成之作——综述《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和《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

“研究编制《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科研课题系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199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资助项目。 1997年又被立为国际图联促进发展中国家图书馆事业核心计划 (IFLAALP)项目。该研究课题的内容 :一是编辑、出版《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三卷本 ;二是编辑、出版《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两卷本。《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三卷本 (以下简称《总目》)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共 3 5 0 2页 ,410万字 ,已于 1999年 1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并荣获内蒙古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     

“太兄暨朕登极节”新释

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有六个宗教节日(亦称“天历六节”),其中之一即天历每年的二月二十一日的“太兄暨朕登极节”。此节含义,解释不一。但大都避开“太兄登极”问题而讨论“天王登极”,且将“天王登极”理解为“登天王位”。罗尔纲先生曾认为,在1851年1月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不会正式登天王位;又,天王“登极节”在“二月二十一日”,这个“二月二十一日”当不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二十一日,而应是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时太平军进驻武宣东乡,所以,洪秀全是于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于武宣东乡登位称天王的。此说被广泛接受,写进了各式教科书。郭廷以《史事日志》也持此说。惟简又文根据《洪仁玕供词》等材料,认为太平天国当“一起义即正位天王,必无于武宣再行‘即位’之理”。但仍视“登极节”中的“登极”为正天王位。     

诏书的以纸代简过程——兼论“板诏书”的出现及应用

诏书以纸代简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中国社会纸的时代的正式来临 ,本文考证出纸诏的通行始于西晋 ,故中国是自西晋开始正式进入了纸的时代。西晋后 ,在诏书领域里 ,还有极小的一部分在用板 ,“板诏书”仅限于一般官员的任免 ,但到梁隋 ,“板诏书”的功能已慢慢萎缩成只任命虚职。本文论述了诏书以纸代简的过程及“板诏书”的产生和演变     

魏孝文帝破除卜筮、谶纬等世俗迷信评述

魏孝文帝,原名拓跋宏,后改名元宏,生于北魏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八月,死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三月,终年三十三岁。他五岁登基,在位二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鲜卑族的一位年青有为的皇帝。他颁行俸禄制,反对北魏官吏贪污舞弊;颁行均田制,促进北魏农业生产的发展;颁行三长制,编订北魏户籍,安定社会秩序;并把北魏国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改革鲜卑族的旧式衣服;禁说鲜卑族语言,提倡汉语“正音”,以汉语作为北魏通行的语言;改革鲜     

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变”案——把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请行“伊(尹)周之事”,篡改为“伊霍(光)之事”,且摹拟石介笔迹,伪撰废立诏书(草),诬陷他们要搞政变,废皇帝。“夏竦告变”成为“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论盛唐史学

从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末年的一百二十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这个盛世的两大高峰。这时期,唐代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中外交流以及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与其匹的“盛唐气象”。这时期的史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气势之大,创获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一、三篇修史诏书:对史学的新认识唐初,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对盛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这三篇修史诏书是:(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诏》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芬木)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