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京都大赋论略

大赋发展至东汉时期,在题材上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大量以都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赋作,即"京都大赋"。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等力作的倡导下,京都大赋蔚为兴盛,代表了东汉文学的最高成就。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幸福赋

西安市第六十五中学,居渭水之滨,处秦岭之阴;位千年古都之东北,立西安灞桥之新合。师长东望骊山之晚照,倍感施教之乐趣无穷;学子西闻晨钟又暮鼓,愈显勤奋之努力不已。泾渭分明汇流其北,漕渠古道蜿蜒其南,环境幽雅,人杰地灵。     

两篇风格迥异的《燕子赋》

敦煌遗书中有两篇《燕子赋》,学术界通常以(甲) (乙)区分之。甲本以四言为主,乙本则通篇是五言诗体。这两篇同名作品都是写燕雀争窠的,因而往往给人以风格相似的错觉。其实这是两篇风格迥异的作品,本文分别予以说明。     

"四相簪花"在清代翰林院中的 认同与书写 ——以馆课赋《金带围赋》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四相簪花"是与金带围相关的著名典故,韩琦、陈升之、王安石、王珪四人都先后位至宰相,作为芍药著名品种的金带围因此成为吉祥富贵的征兆。清代馆课赋以"金带围"为题前后持续百余年的时间。由于"四相簪花"的富贵气象与神奇巧合,这批馆课赋往往以金带围为吉祥富贵的征兆,翰林文士以此寄寓了对自身显宦荣通的憧憬和国家富贵太平的愿望。清代馆课赋常有同题不同时的现象,但《金带围赋》时间持续之久为它题之赋所不及。百余年间馆课赋反复以"金带围"为题,既与金带围自身的物象特征及由"四相簪花"赋予的意象意义分不开,也与馆课赋的颂扬本质有关。"四相簪花"所蕴含的吉祥富贵意义契合了大一统王朝下翰林文士的创作心态与文化心理。     

论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艺术创新性

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是一篇富有艺术创新性的作品。其艺术创新性主要表现为用叙事式叙述模式取代传统京都赋组合式叙述模式,使全文线索清晰明了;用写实的手法取代前人求真尚实的做法,生动地再现了灵光殿的真实面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家主体的介入和主体感受的流露使该作品更具真实性和感人的力量。     

正邪两赋说与《红楼梦》的写情策略

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说和秦可卿的卧室意象不仅昭示着<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谱系渊源,而且作为<红楼梦>的写情策略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内在肌理中.大观园的世界也是一个正邪两赋的世界.在<红楼梦>的神道设教叙事策略中,秦可卿这个人物远远超越了道德层面,具有写意的特征,曹雪芹塑造这个人物时其关注焦点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生命本身.正邪两赋的历史谱系在小说中一直被当作贾宝玉和群钗情感世界的祖先和偶像,成为<红楼梦>情节设计和人物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展示大观园诸艳的情缘体验.<红楼梦>并不是一部通俗小说,而应该是一部抒情体小说.诗性叙事,是<红楼梦>叙事上的本质特征.     

李元度《赋学正鹄》的编选评点与清代骈散之争

李元度身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以史著擅名学林。其诗文领域亦成就卓荦,发人所未发。其《赋学正鹄》的编选评点,寓骈文、赋体、古文、时文等理论四位一体,不仅精辟地点出科举赋作的典范要领,亦是李元度在清代绵延二百多年骈、散论争的时风下实现以赋寓骈、调和骈散、力树文坛骈文正宗目标之努力。此与他身为骈文名家和桐城后学的双重身份有关,又对此后兴起的骈文编选热潮及批评导夫先路。     

百谪不屈道守直佩仁义——王禹偁《三黜赋》试析

历代遭遇贬谪的文人往往用诗、文的形式,描述其困窘之境,抒发其愤懑之情,表明其忠义之心。王禹的《三黜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赋作开篇点题,概括自己的不幸遭遇,表现了一种愁苦无奈的情绪,也是对统治者的无情控诉。其间,用一句对第一次的贬谪结局作了交代,之后再用一句向第三次贬谪的情形自然过渡,从而使文章浑然一体。赋作下半部分,开始的“於戏”一声,尽蕴难言之隐,彻心之痛,而在结构上却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引用大量事典和语典,阐述自己对于三次遭贬谪的反思。《三黜赋》是王禹“穷”时的心声,是用血和泪写就的精神熠耀、至情至性之文。     

《鵩鸟赋》写作时间考订与贾谊年谱重勘

在考察前人诸说的基础上,由《鵩鸟赋》文本出发,参考相关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材料,综合考虑汉初所行历法、长沙地理位置、鵩鸟生活习性等因素,确定《鵩鸟赋》中鵩鸟入舍的具体时间为公元前173年6月1日 (汉文帝七年四月孟夏庚子) 长沙当地17时至19时14分之间 (北京时间17时28分至19时42分之间).贾谊《鵩鸟赋》当作于鵩鸟入舍后不久,也在汉文帝七年四月左右.以这一时间点为中心前后延伸,结合相关材料进行校正,可以重新勘定贾谊年谱,缩小贾谊作品和生平系年的时间偏差.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唐代渭水四赋赏析

据清代陈元龙撰修的《御定历代赋汇》收唐代文人4篇有关渭水的赋作,分别是自居易的《泛渭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刘殉的《渭水象天河赋》、独孤授的《泾渭合流赋》。这四篇赋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唐代文人对这条河流的情感与非同寻常的认识。《泛渭赋》体现了青年时代的自居易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有为追求;《渭水贯都赋》体现了人们祈盼盛世永驻的美好愿望;《渭水象天河赋》表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泾渭合流赋》则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和”、个人与群体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和”,反对“独清”。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新合赋

噫嘘哉,灞桥形胜,新合最佳。泾渭分明汇流其北,漕渠古道蜿蜒其南。借灞柳风雪之遗韵,得骊山晚照之直观。草临路、灞耿路横连东西,纺渭路、西韩路纵贯南北。陇甽纵横,田野平畴。＂白兔娃＂与＂东陵瓜＂齐名,＂灞桥柳＂与＂曲江池＂并美。一个村名,一个故事;一筐沙土,半筐古钱。风流圣地,信不谬矣。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赋体文学起源论辨

本文论述赋体的起源,辨证旧说的当否,提出战国时代荀况、宋玉应齐楚时代风气之需而首制赋体文学。     

论赋声的起源与流变

赋与诗词曲相区分的本质在于其传播形态的不同,而非其文字形态之异,其原始状貌也是一种带音乐性质的歌乐形态。本文试图就赋声的起源和流变做一探讨,希望有俾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赋的音乐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