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政策能否助推经济增长?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共赢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及现代治理的路径安排。文章以财政收入工具为依托,选取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市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保护税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经济增长目标,显著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科技创新投入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劳动需求增加是环境保护税推动经济增长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动力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能有效抑制污染物排放,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有机融合。本研究启示在于：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税税法体系的构建、推进绿色技术战略支撑、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劳动供给的不断优化,对于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费改税”的实质在于规范政府收入机制

目前，我国公共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费强税弱”。本文在分析了导致这种格局产生的原因之后，指出了“费改税”的实质在于规范政府收入机制。顺利推行“费改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先清理，后规范；先中央后地方；并且要合理划分“费改税”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吗?——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使得产业转移效应理应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那么,污染产业转移究竟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为此,采用产业转移相对量指标以及粘性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4年污染密集产业的转入和转出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及全省的环境经济综合效应。结果发现:(1)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无法兼顾转入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却可以兼顾转出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2)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重污染行业在各地级市的转移无法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在各地市的转移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3)工业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呈现"倒N型关系",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     

FDI、中间品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FGLS估计方法,基于我国1995年-2005年期间行业面板数据,对我国“三废”污染指标与FDI以及中间品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和中间品贸易能够减轻我国的行业污染排放强度．起到一定的环境保护作用。     

《房地产税法》制定的三维基础

财政收入说、利益支付说、负税能力说,构成我国《房地产税法》制定的理论基础;我国房地产税收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国外已有的房地产税立法经验和立法模式,为我国《房地产税法》的制定与出台奠定了法律基础;我国房产税试点改革,在打击囤地炒房投机行为的同时,增强了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和房产税的调控作用,为制定与施行《房地产税法》奠定了可行的实践基础.《房地产税法》的制定与施行将实现国家以法律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正义价值,并获得人民大众的普遍认同与遵从.     

我国水污染税制度建设构想

水污染税对减少排污量和促进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具有双重激励作用.按照税收行政效率原则,水污染税的征税对象应确定为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向水环境排放污染物的产品.水污染税收入主要用于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对企业削减污染项目的补贴.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水污染税应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统账结合模式下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渐进式路径选择--以浙江为例

本文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为前提,描述和分析了浙江省社会保险费征管和运行的实践,提出和阐述了“渐进费改税论”,并就“社会保险费如何向社会保险税过渡”和“何时将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险税”两个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去杠杆”了吗?——异向混改的效用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异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与去杠杆效果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越高,去杠杆效果越差。具体来说,在垄断类企业中,以国有股权降低的“正向”混改比以国有股权增加的“反向”混改更不有利于去杠杆,而在公益类企业中则相反,在竞争类行业中两类改革无显著差异;以国有股权降低的“正向”混改程度对去杠杆的影响在垄断类国有企业中弱于垄断类民营企业,以国有股权增加的“反向”混改程度对去杠杆的影响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弱于竞争类民营企业。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优化——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以及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源头，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成为经济转轨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当前重污染企业存在产业路径依赖程度高、绿色化发展程度低、转型难度大等问题。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有关。资产专用性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转型成本，提高了转型风险，削弱了重污染企业的规模经济，从而影响绿色转型；不确定性会影响重污染企业的经营决策，对绿色创新形成挤出效应，同时还会产生寻租费用，从而影响绿色转型成本；交易频率会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专用资产投资能否被收回问题，从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因此，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激励机制，构建纵向一体化产业链，降低资产专用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健全绿色金融体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转型，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构建绿色转型机制，完善数字化服务体系，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作用。     

费改税:理顺政府与纳税人分配关系的最佳选择

目前政府与纳税人分配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费大于税。本文对费大于税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层分析，提出了费改税是理顺政府与纳税人分配关系最佳选择的基本思路。     

环境信息公开、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基于市级层面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对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08年开始推行的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确实显著地提高了城市技术创新水平;2)环境信息公开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城市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3)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区位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不大,而重污染城市中该效应的显著程度要低于中轻度以及低污染城市.这为新时代背景下利用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实现城市环境保护与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企业文化创新在构建核心竞争力中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企业文化创新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创新的重要内容。通过企业文化创新来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创新在培育企业创新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以有效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达成环境保护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目标,树立良性循环的企业价值取向,促成企业伦理维度与经济维度取得优异绩效,实现与竞争对手、相关企业间的双赢。     

关于环境管理中"费改税"的构想

在中国实行环境经济政策的进程中,环境收费成为调控管理环境的重要手段.随着近20年环境收费政策的实行,环境费的问题日渐突出,从长远角度看,"税强费弱"最后到"费改税"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环境税法的建立必然要触动现行的各种收费体制,如何协调、衔接,如何抑"费"兴"税",这正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浅议银行信贷的调节作用

信贷是银行特有的经济手段。也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杠杆。在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信贷杠杆调节经济的作用,对贯彻执行“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促进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环境税收制度构建初探

目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两类环境问题。西方国家曾在工业化过程中轻视了环境保护 ,致使环境公害严重泛滥 ,不得不走“先污染 ,后治理”的路子 ,从而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近几十年来 ,我国已经经历了各种类型的环境退化 ,并且环境状况也正在日益恶化 ,不仅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更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探寻保护环境的有效对策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环境保护税概述及其经济学基础所谓环境保护税是国家为了调节环境污染…     

公司特征、行业竞争属性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3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内容分析，构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研究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等公司特征和行业竞争属性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分析表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财务杠杆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垄断性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竞争性行业公司。因此，环境管制应与行业竞争属性相结合，并不断完善环境立法、环境监管制度及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基于此，以手工搜集的自贸试验区层面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渠道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调节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受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行政级别及其与行政区政府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现以生产激发循环动力，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服务税开征的正当性及其思路——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视角的考察

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在税收管辖权、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等方面呈现低兼容性,税收征管也易遇到技术难题。这使得互联网企业较之实体企业能享受更为有利的税制环境,“头部企业”所获益处更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互联网行业垄断的形成和发展。对既有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规则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补,能部分缓解前述困境但无法治本,数字服务税因而成为一个可能的选项。针对数字服务征税,具有可税性基础。在具体设计规则时,要将促进三个维度的公平竞争作为重要目标,据此来考量相关制度安排。     

上市公司现金流波动性与财务杠杆的选择

企业现金流与财务杠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现金流波动性与财务杠杆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现金流波动性对其财务杠杆选择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影响的程度在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