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古代诗词的虚实艺术

虚和实是中国文艺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中国艺术史上有许多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探索过虚实与美的关系。人们从不同的视角,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探索虚实的奥妙,取得了许多可观的成果。本文试试从虚实相生的艺术来阐述古代诗词的的成就与特色。     

二元及多元——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话语演进机制之比较

中国古代与西方都建立过一系列二元或多元关系的文论话语范畴。中、西批评家与理论家不断言说与推演这些话语范畴,逐渐形成颇不相同的二元与多元话语的演进机制,即中国古代的二元互补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国古代的多元分解与西方的多元共建。而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文论,则更多地亲近西方文论的演进机制,即以二元对立和多元共建的方式展开文论对话与理论建设,推衍着现代汉语文论话语。     

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倍受冷落的领域,研究呈"荒漠化"状态.但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有着自已独立的发展流程,在不同时代则分别涌现出自已的优秀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中也不时羼入自已的独特体会.中国古代女性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的一些新创,将颠覆时下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此所谓"定见"与"常识",而导致重新审视时下文学批评史的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在武昌召开

由湖北省《水浒》研究会、湖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武昌市社会科学研完所、《江汉论坛》编辑部、《水浒争鸣》编委会、武汉师院《水浒》研究室联合主持举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于今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在武昌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小说史家、文学批评家、美学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报刊编辑工作者约二百多人。这次大会讨论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线索及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地位,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各自不同的成就和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西方古代小说理论的比较研究等问题。     

说唱叙事诗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状况的辩证考察

学术界普遍认为 ,中国古代叙事诗是不发达的。但这实际上是在传统型叙事诗不发达的前提下作出的推论 ,而不是在对包括传统型叙事诗和说唱型叙事诗在内的中国古代所有叙事诗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令人信服的论断。我们认为 ,中国古代叙事诗应包括传统型和说唱型两大类 ,“说唱叙事诗”也应纳入古代叙事诗的范畴。虽然量大篇长的说唱叙事诗并不能改变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事实 ,但广义地看待并评价包括说唱型叙事诗在内的中国古代叙事诗 ,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实际状况。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汉语批评的文体问题

编者按:中国古代的批评家为何可以不遵守文体规范?谁赋予他们文体自由?汉语批评之诗性言说的文体根据、美学渊源以及主体缘由何在?汉语批评之文体研究的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之于当代文学创作:缺席与入场

中国古代文论在历史上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是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但是经过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文论丧失了这一功能,变成了学者们整理国故的一部分。造成中国古代文论不能滋润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有古今文学传统的演变、作家与批评家身份的剥离、文学教育主旨的转变、研究方法的单一等。因此,要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滋润作用,必须实现古与今的贯通、培养创作与批评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文学教育主旨的多向开拓、研究方法"二重历史化"等。     

关于文学作品“滋味”的品尝——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

渊源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我们常常看到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作品“滋味”的品尝、辨别,以及由此而来的评价。“滋味”一词与“神”、“气”、“意境”这些古代文论中的术语一样,它贯穿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始终,它是古代文学批评家们论文艺的一个重要美学标准。探讨古代文论中的“滋味”说,不但对于了解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特点很有必要,而且有助于我们今天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如画”批评的审美本质及其理论意义

“如画”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如画的诗句再现的对象是趋于静止的风景，读者想象中的形象诉诸直觉，没有象征含义，也不涉逻辑，决定了“如画”批评的审美本质。批评家用“如画”评点诗句意味着强调画意之美，从而淡化了以意义和联系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属性，从现代视角看是中国古代的审美批评。清代方东树将诗句有无画意作为批评标准，而王国维将“如画”提升为具有规定性的文学法则，即诗人须营造趋于静止的画面感。“如画”奠定了中国文学审美论的理论基础，中国历代批评家与国外的巴托、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布罗夫等批评家用各自的理论语言，共同揭示了这一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一般规律。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     

章太炎与黄宗羲

清初的黄宗羲与清末的章太炎,二者的思想都对清末的社会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章太炎对黄宗羲的责难,却引出了古人、今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研究

通过日、唐律令官人出身制度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贡举(科举)实际上是作为荫位制的一种附属形式而存在,从这个侧面可以发现日、唐政体的异同,探究古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中人的现实性

人的现实性以及现实中的人是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第一个前提,它是源于马克思对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和继承。而这种现实性的人又不仅仅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这种人的现实性存在于生产实践的历史中,同时这个历史又衍推出个人的现实性。     

浅谈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两国由于地缘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相互交流形成的文化基础,朝鲜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与贯彻不亚于中国人,因而朝鲜的文化发展与农业文明在古代是比较先进的。古代中国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人品污下而恶归焉--宋之问人品的接受情形诠释

宋之问是初唐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文人,为律诗的定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自唐以降历代诗评家充分肯定了他在唐代近体诗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对其人品的评论,情形就大不相同:一方面肯定他是一位无行文人,其人品确实“不足为人道”,慨叹其诗品与人品之相悖,命运之悲惨;另一方面对某些具体问题,各执己见,各陈其说,莫衷一是。诗评家千余年来对于宋之问人品和个别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透视出他们对其人品的具体而微的真实接受情形。     

文字记载中的史前时期历史

上古阶段的历史,以有文字记载的时期为界限,以下称为历史时期,以前则称为史前时期。夏以前,本来还有个虞朝,自20世纪20年代疑古学派风行一时后,虞朝和虞朝以前的文字记载的真实性皆被否定了。结果,关于史前时期,唯有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几千年前、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的遗物,才能证明很长的史前时期确有丰富的文化创造;而在这个时期中,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竟不值得一顾。这对研究上古史的工作是极大的损失。因为,有很多宝藏是地下发掘得不到的,如各种名号及重大事件的关系影响等,只有从文字记载中才可以得到证明。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