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诗歌的尚情倾向

分析指出,六朝时期,文学迅速发展,进入文学自觉阶段。认为文的自觉是人的自觉,诗歌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诗人情感的真实流露。"诗缘情"、"情者文之经"等文艺理论的提倡,对文人的创作颇具影响。特定的时代背景,文艺理论的影响,文人的自觉,使六朝诗歌呈现了尚情倾向。     

"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中国诗歌观念大致经历了从"歌"诗"交织混一到逐渐区分、分途演进,再到徒诗现念明晰、诗体意义确立的徒诗化进程:汉代"诗"多专指<诗>三百,"歌诗"包括入乐歌诗和少量文人徒诗,魏晋文人徒诗逐渐增多,对入乐歌诗和徒诗开始用"诗"或"诗赋"指称,宋齐"乐府"与"诗"开始分别著录.刘勰"诗与歌别"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念正式确立.徒诗砚的确立使诗歌在内容上进一步强化了言志和抒情功能,在语言上更加追求辞华和用典,在声韵上更加讲究对仗和韵律.晋宋玄言、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永明体的盛行均与中国徒诗化进程密切相关.     

论宋琬诗歌的纪实精神

清初"国朝六家"之一的宋琬,很多作品被认为是清初"盛世之音"的代表,但部分作品中体现出较强的纪实精神.宋琬的纪实诗对我们了解清初社会现实,及清初文化政策下,以其为代表的一批仕清文人的生存状况都有很大意义.     

从陶渊明的诗歌看门阀政治下庶族独特的生活情趣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响之下,士族沉浸在玄谈之中,大量创作玄言诗,庶族文人也用诗歌来表现他们与士族全然不同的生活情趣。通过对陶渊明4种诗歌的分析,即农家诗、躬耕诗、咏贫诗和家风诗,来呈现庶族文人独特的隐逸生活空间。     

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桃源母题在宋代诗歌中的承与变

两宋时期是陶渊明诗文作品接受高潮期,宋代文人对陶渊明及其诗文作品的喜爱崇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超越了南北朝、隋唐,并贯穿两宋始终.宋人对<桃花源诗并记>这部作品更是从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进行解读与传释.两宋文人除了大量使用桃源典故之外,还出现了大量以"桃源"为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与前代相比,既有因袭模拟之处,也出现了很多变化.     

论吕碧城诗歌的独特性——基于闺怨·平权·参佛的视角

吕碧城的近百首诗歌内容丰富,涉及闺怨、平权、参佛等多个方面。闺怨诗多作于早期,主要表现吕碧城早期客居外家时的闺怨愁思,伤感中透露出"不因清苦减芬芳"的气节。平权诗主要表现吕碧城呼吁男女平权的思想,表现了"深闺有愿作新民"的独立愿望。参佛诗主要表现吕碧城晚年主张和平护生的思想。她的诗歌艺术风格独特,拒绝模仿男性口吻,主张女性本色创作,强调真性情写作。女性文人天生的"女子气",恰恰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呈现出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也是二十世纪初期,处于动荡和变革社会中的女性寻求解放和谋求独立愿望的体现。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对苏轼诗歌的推崇与模仿

朝鲜王朝时期,以宋朝为治国之典范,尊重文人,注重文采,所以朝鲜国王为代表的朝廷君臣们都十分仰慕宋朝的文人,尤其推崇苏轼及其诗歌作品。朝廷大量引进和刊发有关苏轼及其诗歌作品的书籍,供朝廷内外的文人们学习和模仿。朝鲜王朝的文人们高度评价苏轼及其诗文,认为苏轼"气节凌宇宙""文章焕星斗""诗文具神境",但同时也指出其"专尚用事""多用佛语"的问题。他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模仿苏轼作品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同时,在题材内容上也热衷学习苏轼的作品,从中吸取营养,创作出许多属于朝鲜民族的汉文诗。     

易堂诗歌的主题取向

"易堂九子"是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团体,以气节文章名著一时.在甲中国变之后,易堂诸子或隐迹于草野,或放浪于山水,或游走于各地.虽然生活轨迹各有不同,然他们的心中有所郁结,便放歌咏怀,以诗寄其情.体现在诗歌主题上,或为杜鹃啼血,以怀故国故君;或为田园低吟,以寄隐逸之情;或为羁旅愁唱,以寓其困惑伤时之感.如是种种,体现了明清易鼎之际胜国遗民复杂的心里路程,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     

白居易诗歌自注的文献价值

白居易500余首诗歌有自注,合计约2000余条。这些自注除了有助于了解白居易的生平事迹及诗歌创作外,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具有证史、补史与纠史之价值;其二是具有诗文辑佚和了解当时文人轶事的价值;其三是具有社会文化史的价值。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论《三国演义》中的空幻意识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 ,以魏国胜利、蜀吴失败而告终的历史悲剧。作者罗贯中以刘蜀为汉家正统 ,把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都寄托于匡扶汉室的刘蜀集团身上。这种历史道德化的创作动机 ,却遭到了历史法则的无情嘲弄。他的“拥刘反曹”的历史观 ,因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而陷入困惑之中 ;他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 ,也随着传统的价值体系的失落而破灭。小说留给读者的 ,只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 ,和“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的慨叹。这就是《三国演义》耐人寻味之处     

《三国演义》艺术剪裁的“黄金分割”因素及其根源

《三国演义》中描述诸葛亮和刘蜀集团的文字约占六成 ,而描述曹魏、孙吴和其他集团的文字仅占四成。这种艺术剪裁的“六四开”其实暗含着“黄金分割”法则 ,表现为选材的非对等性。这种非对等性的根源 ,一是作家“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二是人物形象塑造所反映出的美感取向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蜀将冯习之死考辨

文学经典名著中,蜀国重要战将冯习先于"先主夜走白帝城"一回中被吴将徐盛的"乱箭射死",继而又死于"八阵图石伏陆逊"的乱军之中,这显然是不合事理的.虽为白璧微瑕,但为不使其谬误继续流传,必须对原著作合理的删改,方能保持名著的权威性,以泽被后世.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杜甫"诸葛诗"与其仕宦心态

杜甫一生写了二十多首“诸葛诗”,从这些“诸葛诗”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杜甫审视诸葛亮的角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与他自身仕宦心态的变化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杜甫在“诸葛诗”中感情的变化就是他自己仕宦心态变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人物之死

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魏、吴、蜀三方人物之死 ,并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 ,而是视其对蜀方的利害 ,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表现了其鲜明的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性 ,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独创性。罗贯中在人物之死上的艺术独创性与其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论三国时期交州的战略地位和攻守形势

三国时期的割据和战争使地处南陲的交州凸显出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殊战略意义。为此,吴、蜀以及魏、晋等围绕交州展开了数十年的较量。而交州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与各政权势力的此消彼长、整个国家的分裂聚合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