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阶层间封闭性强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质的相对规定性明显提高,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实现向上流动才具有正向和积极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阶层冲突有所激化,主导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边缘阶层在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着边缘阶层的边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强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变迁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普遍存在着.     

融入新阶层还是适应新生活——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新探索

北京农村流动人口精英阶层的社会网络、社会流动及社会融合的交互影响关系中,我们选取微观层面的个人日常生活轨迹和交往圈层分析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发现,社会流动会在很大程度上重构流动者的关系网络,提升其网络质量,但是这种提升是有限度的.他们的社会融合更多的是与同类群体的同化过程,其经济成功并没有促使他们融入城市群体.虽然不被当地人接纳,但数量庞大的同类群体的存在,为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拥有并利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本文对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一社会学把社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作“社会流动”。根据不同的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一个人从地位较低的阶级或阶层转进到地位较高的阶级或阶层,或者相反)和“水平流动”(在同一地位的人由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横向流动)、“一生中的流动”(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地位的变化)和“代际流动”(两代人之间的流动)、以及“结构性流动”(由于生产技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革命、变革引起的阶级阶层结构或人口地区分     

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基于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的抽样调查研究

在保定市北市区弱势群体的抽样调查基础上,本文通过引入社会网络理论范式,对弱势群体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深入分析,认为城市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存在着规模小、构成简单、同质性强、缺乏阶层内部整合等特征和问题,而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支持,对培育和强化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至关重要。     

固化与流动:中国养老金收入阶层化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阶层转换矩阵方法,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收入阶层化效应进行详细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养老金制度是一个分层化体系,收入阶层化效应十分明显.具体表现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覆盖下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覆盖下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产生了强劲的向上流动,最终形成最高收入阶层;城乡居民养老金制度覆盖下的农村居民、无业人员则产生了向下流动,形成最低收入阶层;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覆盖下的私企职工及自雇者流动效应较弱,中间阶层地位相对较为稳固.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英文)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对流动农民工的研究,涉及的重点是作者认为在理论上有所贡献的文献。限于篇幅,这一综述只能选择一些引起较多讨论的专题进行,它们是:研究范式和理论、流动的社会网络、外来人口社区、流动的驱动力、农民工地位与分层、农民工的分化、流动与性别以及户籍制度与城市化等。     

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

本文根据大型抽样社会调查的数据,集中讨论了个人的社会网络对其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均起着积极作用：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对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而相反特征的松散网络则对身体健康更有利,个人在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对精神健康起着积极作用。此外,社会网络对健康的作用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研究发现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The Inequality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a Social Survey (CSS2011) and related urban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unequal”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and of problems in rural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urbanization. We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increased rate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did not produc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ural migrants” and “city people” in terms of income, migrants fare considerably worse than city people with regard to social security, cultural life,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and status identification. This kind of inequality transforms the original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to a new dichotomy that divides urban dwellers into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residents with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reby impeding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finding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e social barriers in current urbanization and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 material for “new-type urbanization,”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into urban citizens.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 “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北京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及优化

通过研究改革开放30多年北京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认为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士字形”“金字塔形”转变为当前的“橄榄形”,但还不是“中产社会”,存在城乡分割的阶层体系和功能区阶层结构的四个世界,而且阶层结构有断裂倾向的特点。因此,提出培育中产社会、提高中间阶层质量、创置下层向上流动机制以及弥合社会阶层结构裂痕的治理对策。     

北京社会阶层空间结构的特点、问题及优化

利用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功能区和街乡尺度分析北京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发现北京还未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四个圈层梯度分布的同心圆格局,在空间分化上表现为阶层分隔与互嵌的马赛克状。研究认为,应该大幅度改革居住证制度以吸纳社会精英、推动社会下层聚居区的绅士化、率先统一城乡经济社会体制、调整超级街乡行政区划,从而优化北京社会阶层的空间结构。     

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

本文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2）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3）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4）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Social Support and Self-Rated Health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formal Caregivers: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how geographic location might differently influence social support and self-rated health for rural and urban African American women caregivers. We used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253 urban and 263 rural women primary caregivers. Controlling for key demographic factors, we regressed caregivers’ self-rated health on social engagement,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spects of social support for urban and rural caregivers separately. The perception of family functioning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urban and rural caregivers’ self-rated health. Urban caregivers reported having significantly more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y and more informal helpers compared to rural caregivers. Furthermore, church attendance, a measure of social engagement, was significant for urban caregivers’ self-rated health, but not rural caregivers. Our findings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foregrounding context and disaggregating social support, and point to the need for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geographic location.     

农民工小团体现象的探测与分析：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对深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应用N G算法,探测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小团体现象,并通过对其数目、规模及内聚程度的分析,探讨了亲缘、地缘关系在小团体现象中的角色问题。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具有明显的小团体现象,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构成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团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等三类网络的团体化程度也存在差异。混合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低于单一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加工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力差异程度较大,而建筑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则普遍较高。加工业农民工的业缘关系是小团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建筑业农民工的小团体以地缘关系为主,但业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凸显。     

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分析

本文采用深圳农民工调查的整体网络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包括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包括婚姻讨论网、生育讨论网、避孕讨论网和养老讨论网）的凝聚子群结构。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普遍存在子群现象,且子群之间有较大程度的重叠。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子群重叠结构既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合,也有利于新的婚育、养老文化的传播。     

空间结构类型与街邻关系:城市社区整合的空间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讨社区内部空间结构差异对街邻关系的影响，构建了三类社区空间结构：社区社会空间结构、社区物理空间结构和社区生态空间结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空间指标中社区职业异质性水平越高，街邻关系越差；社区中本地人口比例越高，社区居民的平均社会组织活动参与率越高，街邻关系就越好；居民参与成为人口异质性负效应的补偿效应。社区物理空间指标中隔离性设施（如楼宇门禁）和社区生态空间指标中失调型生态环境污染均会降低街邻关系水平；绿地覆盖率越高，街邻关系就越好。因此，在社区整合重塑中，降低居住区环境污染程度，建设友好型的社区生态环境，积极鼓励和促进居民参加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活动，是提升居民街邻关系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