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鲁迅

一、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虽然终生未曾谋面，但是他们彼此信任，互相尊重。鲁迅对毛泽东衷心拥护和爱我，毛泽东把鲁迅当作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酷爱鲁迅著作，经常阅读．在战争年代，行军打战，长征路上，也把《鲁迅全料带上。解放后，在书房卧床上放着《鲁迅全集》，出外观察，也常常带着。毛泽东很熟悉鲁迅著作，很了解鲁迅的为人。早在1937年他就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了鲁迅。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的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与个人主义

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鲁迅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人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但这正是他的“人格弱点”。为了把鲁迅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有的人竞说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即为了有个“谋生的手段”。鲁迅是人,为了活命,他也要“吃饭”,也要“谋生”,因而发表文章也要拿稿费。但是,他写什么和怎样写,却不是由“吃饭”和“谋生”决定的,而是由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例如,1932年,内山完造曾邀请鲁迅到日本小住,并说他可以以写作来维持生活,鲁迅回信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实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     

试论鲁迅后期的道德思想

本文以鲁迅鲜明的爱憎观念为线索,通过介绍鲁迅对“中庸”、“奴性”、“投机”等旧道德、伪道德的揭露和批判,论述了鲁迅所推崇和坚守的道德信念及其道德实践。文章指出,鲁迅的道德思想植根于他对人民大众的热爱,植根于他对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的追求;鲁迅的道德是一个思想发展着的革命家的道德,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应有的道德。     

论竹内实的鲁迅研究

2013年7月30日在东京医院辞世的竹内实先生是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在对毛泽东、鲁迅的研究上更是成绩斐然,被誉为日本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在鲁迅文学的研究上,竹内实先生视角独特,见解独到.他剥离鲁迅的“神性”,去掉外界所给予的一切光环,打破“圣人鲁迅”的桎梏,通过分析他的作品,考证他的生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生活的周围条件、担任的职务与世俗身份等,将之还原成一个平凡人,通过融入到鲁迅的平凡生活中,渗入到鲁迅的作品中去“阅读”鲁迅,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还原了“人性”的鲁迅.     

“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浅谈鲁迅杂文的感情表达

一为了探讨鲁迅杂文的艺术性质,不少研究者对其形象问题作了多方面阐述。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对鲁迅杂文的情感性注意不够,财不能不说是研究中的一个缺陷。有的同志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概括为“形象性与评论性相结合”,就显然忽视了情感性这一重要的艺术因素。事实上,鲁迅十分重视杂文的情感性,他更是怀着深挚炽热的感情来从事杂文写作的。他说过,他写杂文“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无非借     

“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浅谈鲁迅杂文的感情表达

一为了探讨鲁迅杂文的艺术性质,不少研究者对其形象问题作了多方面阐述。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对鲁迅杂文的情感性注意不够,则不能不说是研究中的一个缺陷。有的同志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概括为“形象性与评论性相结合”,就显然忽视了情感性这一重要的艺术因素。事实上,鲁迅十分重视杂文的情感性,他更是怀着深挚炽热的感情来从事杂文写作的。他说过,他写杂文“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无非借     

《二心集》在鲁迅思想发展和艺术创作上的意义

《二心集》是鲁迅一九三○年与一九三一年的作品。本文拟就《二心集》在鲁迅思想发展和创作上的意义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在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一九二七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四·一二”的血雨腥风彻底“轰毁”了他昔日的“思路”,促使他     

鲁迅教学方法初探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郭沫若曾说:“以自我牺牲地从事创作,从事研究,从事教育,从事哺育新生代,是鲁迅平生的最宝贵的生活实践。他的一生也正是做人的一个模范.他是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谁也不能忘记鲁迅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从他早年结束学生生活以后,他就一直从     

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号起孟,他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4岁。幼年时期,他与鲁迅在一起玩耍;少年时期,他与鲁迅一同学习;青年时期,他与鲁迅共同切磋学问;成年后,又与鲁迅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鲁迅在1928年以后,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周作人在1938年以后,却由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士,堕落为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本文拟就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作     

修改中再“画眼睛”——读鲁迅手稿札记

鲁迅先生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诚然,把“画眼睛”理解为人物肖像描写的一种手法,这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鲁迅关于“画眼睛”艺术的意义远非如此。他强调要“画眼睛”,而反对“画头发”,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要严格区分本质与非本质、典型与非典型,画出人物的个性特点。鲁迅提倡的“画眼睛”,就是指一种白描的艺术手法,即用最简练的笔墨刻划出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和主要精神特点。鲁迅以他的创作实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五四新文化倡导中鲁迅对民间宗教的双重体验

鲁迅作品呈现着“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基于败落家族后系子孙承受的“鬼”的梦魇的切身体验,鲁迅对“人鬼纠葛”的社会中人生悲剧的展示极其深入,显示出《新青年》同人倡导思想启蒙之不足;鲁迅作品同时又存在着一个“人鬼交融”的世界,这与他对“道教”与“道士思想”的区分相一致,根源于他早期思想中对民间宗教的肯定和追寻,是他审视和批判人鬼纠葛的社会根基之一,同时,又是在补救“五四”新文化倡导之局限。     

改造文章的祖师——略談读曹操的詩文

汉魏之际的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就曾评价过曹操,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同时指出:他“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读了曹操的诗文,深感这评语的正确。曹操的作品“清峻”、“通脱”。所谓清峻,就是不拖泥带水,不无病呻吟,简约     

从《<淑姿的信>序》看鲁迅的伦理观和杂文观

鲁迅一生呼唤和追求着美,并且为美而否定丑。我们注意到,鲁迅在为美而战斗,在对旧世界进行全面出击时,他总是以对人民的赤诚,用全力反对虚伪。反虚伪成为他终生战斗的一个重要方面。诚如秋白同志所说,因为“中国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所以“反虚伪的精神”,就成为“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而“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的。     

鲁迅为《歌谣纪念增刊》作封面画

鲁迅的书法墨迹,经过今人的搜集翻印,数量可观,他的笔迹几乎使人一望而能辨认出来。鲁迅也是能画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说:“鲁迅的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年则研究汉代画象;晚年则提倡版画。”可是他的画迹却流传极少,这主要是他本来画得极少的缘故,因此偶尔的只纸片幅流传下来,那就弥足珍贵了。     

我们不能再“上当”了——关于鲁迅的讽刺理论及其他

<正> 在鲁迅研究中很多人常常谈到鲁迅的讽刺理论,并据此认为,鲁迅是一个善于讽刺的作家,讽刺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王瑶说:“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讽刺;特别是对一些否定人物的形象,他是常常给以无情的狙击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20号)何家槐说:“第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鲁迅小说中,也表现了他特有的讽刺天才和幽默风趣。象《彷徨》中的《肥皂》和《高老夫子》则简直可以称为讽刺作品。”(《鲁迅作品讲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吴中杰、高云说:“沉郁的幽默和深刻的讽刺,是鲁迅小说艺术风     

鲁迅作品中的死亡主题

1918年,鲁迅发表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狂人日记》,这是一部以“吃人”为主题的小说;1936年9月,鲁迅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又是以《死》作为篇名的。也许是巧合吧,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创作历程就这样以死亡(“吃人”和“被吃”)始又以死亡终     

鲁迅与郁达夫

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离合聚散,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原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后来由于各自思想的变迁,而疏远或绝交了。反之,有的虽“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①,并不纠缠于个人恩怨。当然,也不乏始终如一的知交和战友。这中间错综复杂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丁民主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和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鲁迅与郁达夫从二十年代相识以后,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郁达夫是一个情况较为复杂的作家,人们对他的评价不一。有人说他是“英勇的战士”②,而更多的人把他看作颓陂派。他自己也不以战士自居,曾说:“从前和鲁迅一道在上海的时候,我曾对史特莱女士说过一句话‘I am not a fighter,but     

“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硫化铜”——论证史可法不是民族英雄

鲁迅曾经在《随便翻翻》一文里,谈到识别真伪最简便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比较。他生动地说明人们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是真金。如果你拿出一点真金,请他“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鲁迅又生动地为我们总结了一条经验:“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