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官员”凭什么“东山再起”厘清“官员复出”机制是关键

今年9月，多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多地向“太平官”亮剑，根治为官“庸懒慢”向何处开刀

不贪不腐也会被问责？在“反腐风暴”席卷下,一批“廉而不勤”的官员受处分并引发关注。     

官员公开道歉说明什么

不能让政府官员的“道歉”遮上监督部门的眼，如果“问责”被主动出击的道歉“洗掉”，这样的政府官员道歉不是政治文明的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聚焦“官员问责”

2008年曾被有的媒体比称为“官员问责年”,仅在9月份,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先后失去原有职务。然而,在“轰轰烈烈”的问责风暴之后,问责官员又“静悄悄”地复出,公众叫好之余不免又心存疑虑。那么,如何看待官员问责制？     

问责有点乱

官员财产申报,有关方面说在研究,以后会怎么样还难说．让老百姓“先脱”的高官倒是被“人肉搜索”了。一波未平,被问责官员复出又成了民众议论的焦点。比如因为“豆腐渣”工程遭免职的陕县交通局局长,5个月后又要“拟任”别的职务,实在说不过去,反弹太大,只好作罢。而有的遭问责的官员,不出1年就顺利复出了。     

被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自我国启动官员问责制以来,问责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问题官员因被问责纷纷落马,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我们在为此击节叫好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隐忧,特别是官员问责制中的"高调问责,低调复出"问题。当然,被问责官员复出并无不可,公众和舆论质     

官员问责之路如何朝前走

自非典时期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以来,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安徽阜阳等地的一大批实权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大规模的官员问责风暴震惊了民众,警醒了官员,全国乃至世界一片叫好之声。随后,各地的官员问责不断引向深入。当然.当前的官员问责问题也不     

九月中国问责风暴：19名官员去职

“最近系列官员被免职，都是由公共事故频发造成，从而出现了个问责高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说，系列的官员问责，对目前中国官场冲击相当大。     

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对策

<正>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事件中被问责的政府官员的去向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逐渐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但是,现在许多问责官员的复出都是秘密进行的,复出的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从而     

非典提速“官员问责”：走向“官员问责”——十问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

在防治非典中，我国大规模地处分了相关责任领导。这意味着“官员问责”在我国真正全面启动。“官员问责”的实质是我国制度建设的改进和完善，它直接有利于我国党管干部制度化、法制化程序的加快。     

省部高官问责之路

“现在的情况是，官员问责后，大部分都复出，这不合理，按照惯例，应该大部分不复出才对”     

治庸问责：武汉通报四案例石家庄55人离岗学习

继4月6日掀起针对官员“治庸问责”风暴一个多月后．5月9日．武汉市召开“治庸问责”工作会议．会上通报了四例问责典型案例．相关人员受到撤职、诫勉等处罚。这些案例包括：蔡甸区、新洲区文体局行政许可中擅自收取费用、     

官员问责制任重道远

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问责风暴”,自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开始,安徽阜阳、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密云、中石油、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国家环保总局等地方和部门,一批实权官员又因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或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长沙、南京、重庆等地先后探索出台了官员问责的相关制度。但细究这一系列的问责实践,不难发现,当前的问责大多是建立     

庸官问责制充实官场新活力

浙江省纪委、省监察厅最新颁发了一个“官员问责”的办法，即《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这一规章的出台，意味着问责“庸官”有法可依了。据了解，这种“问法”属全国首创。     

万名问责下台官员复出困局

问责制度本身并无意将受责官员打入“冷宫”．如何更好地处置逐渐庞大的问责官员群体．成为一大显性政治问题．2009年第13期《凤凰周刊》刊登题为《大陆万名问责下台官员复出困局》的文章指出．干部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如果轻易废弃是个损失．也是个浪费。问责官员的每一次复出,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引发民意反弹．     

官员退出中的“热”与“冷”

领导干部退出机制，首先是要求其“退权”。此外，官员退出还包括“退利”，如果人从领导岗位换下来了，待遇却依然不变，除了增加财政负担，还将造成社会不公平。我国官员退出机制中的一热一冷两种现象“热”是由问责而带来的引咎辞职，“下课”官员的待遇与复出是讨论的焦点。引咎辞职和免职是一种处理而非处分，所以在我国，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一个时期以来,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谈领导干部问责制

由2003年“非典”事件发端，时任卫生部、北京市两名省部级干部及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被查处；从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县、吉林省吉林市、湖南嘉禾市、安徽阜阳市等地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或违法违纪事件纷纷“下课”，到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辞职，中国政坛的问责之风悄然兴起。领导干部问责制是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     

“问责制”背景下的行政伦理建设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日趋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会常常碰到制度伦理缺失、“问责”执行官员的道德伦理缺陷、问责主体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及咨询机构缺乏等瓶颈问题。因此,我国需通过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树立“问责”执行官员的现代行政伦理意识、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和建立行政伦理咨询机构、追求问责氛围的伦理化等相关对策以致力于更好的发挥行政问责制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