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传统文化中“神道”与“皇道”的结合

日本的"神道"与"皇道"是在日本民族传统的历史发展中实现结合的.其中,"神道"在其对抗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自我强化,以至成为日本民族的"大和魂",其核心就是"尊皇爱国".     

文化软实力语境下的国学经典传承新探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学经典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石。国学具有民族性、包容性、现实应用性,其核心经典的生成早于任何文化流派。国学经典又是国学应用的结果,其文化指向受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学经典传承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提升国人文化素养和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认同感,汇聚民族复兴力量。针对不同的教育阶段和教育体系,实施国学经典传承的策略有很大区别。     

论日本文化中的民族矛盾性

由于日本的岛国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单一性的大和民族,大和民族带有独特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在世界看来往往具有矛盾性,野蛮与文明并存,优越感与危机感同在,无论是国民性格还是民族的文化,无一不显露出其民族的矛盾性。日本人的矛盾性与他们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历史文化的演变和独特的审美有关。了解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探究他们矛盾性的根源,是真正了解日本的关键。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论日本民族自然观与民族文化

日本民族深爱着自然，对自然充满高昂的情趣。在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融合的独特的自然观和民族文化。日本民族十分擅长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富于变化。在感情变化的瞬间又包含着突发性，同时，隐藏在反抗和昂扬的娴静之中，即冷静中的激情，战斗性的淡泊。这便是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内涵。     

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关系和谐——兼论中华民族到了培元固本的时候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布局,表达出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培元固本的主体自觉意识.中国地域辽阔,生态复杂,民族众多.生态文明作为“人和”问题,不仅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为用,还要有各地、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能动参与.基于中国国情,结合学科新知,将论述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的区域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相结合,以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为导向,构建“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中国学界、政界凝聚力量,实现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联袂建设,达成民族团结与美丽中国携手同行的生态政治学共识.     

日本民族精神矛盾外观的成因探微

日本民族精神是在本土性文化实践持续重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在吸收中重建的独特育成路径造成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诸多表面矛盾,它们可以从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与外来性、传统性与现代性、集团性与个体性的张力中得到基本解释。     

日本儒学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从日本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和实践看,日本儒学可以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和儒学本土化过程的两大阶段.随着汉字、汉文化的东进,儒学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在日本得到全面认同和接受,在日本列岛上扎根并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不断地与本土文化融合,以朱子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儒家文化与藏族

在汉藏交往史上,儒家文化曾经对藏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强大吸引力的结果;是中央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向藏民族灌输和渗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是藏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自身向中原文明靠拢的结果;是汉族民众在与藏族民众长期的民间交往过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在民间产生影响的结果。     

试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和灵魂，是衡量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是凝聚和激励中国各民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     

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

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在明清之际传入日本,尤其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日本私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日本私塾咸宜园是江户时代最大的汉学塾,虽然它不具备书院祭祀、藏书等功能,但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无论是中国的书院还是日本的私塾都实行开放政策,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注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相结合,并且积极鼓励学生通过刻苦钻研学问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对日本儒教特征的再诠释

日本虽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由于日本自身的文化特点,儒学文化的精髓并没有真正融化到日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并作为"优势文化"发挥作用。日本文化的精神实质形成于日本民族自己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这一"儒教国家"进行更为符合实际的再诠释。     

试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瑰宝和价值观念,一直在指导和影响着中国战略的主要实践和基本走向;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是以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儒道思想为依托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战略文化."天人合一"、"正义道德"、"贵柔一统"、"以和为贵"是其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和战争价值观,充满了丰富的辩证哲理和智慧,对我国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正确处理国家战略利益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代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研究——以贺麟为例

贺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厚。他不仅以复兴民族文化、重塑儒者形象为己任,亦致力于儒化西洋文化、尝试学术建国,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对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的体认中,衍生出对民族国家和文化前景的强烈的忧世情怀和人文关怀。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孔教的兴起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伴随着印尼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起初是通过华人家庭、庙堂、宗祠的祭祀和家庭、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开始自觉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宣布孔教为印尼华人的宗教,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泗水文庙则开始实施每星期做礼拜的孔教仪式。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梁启超的民族文化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国粹派以西学附会国学的做法;认同儒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反对将儒家文化定为国教,将孔子设为教主。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弘扬儒家文化的同时,要包容其他文化。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要求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家园。精神家园是安顿人类思想魂魄的文化归宿,中华文化是统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是内化与外显中华文化本质精髓的实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