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范畴问题

汉语史研究的事实发掘成果卓著,令人目不暇接,但理论滞后于实际的状况却愈显突出,主要症结在于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导致我们连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都十分模糊。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确立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当遵循下面的一些原则:以汉语史研究科学体系为构建框架,突出汉语史科学范畴体系的特点,按相对稳定的定型化思维样式来表述。无论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属性、汉语史研究范畴认识类型,还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视野来看,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包括基本概念、分期理论、史料科学、理论模型、方法论、学术视野、学术评价、学术演化、学术关系、学术价值等。     

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c”字句的比较

越南语中“du■c”和现代汉语中“得”在读音和用法上都极为相似,通过对比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c”字句,揭示出母语为越南语的留学生在学习“得”字句时出现偏误的原因。     

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oc”字句的比较

越南语中“（d）（u＇）（o）c”和现代汉语中“得”在读音和用法上都极为相似,通过对比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o）c”字句,揭示出母语为越南语的留学生在学习“得”字句时出现偏误的原因.     

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发展冷门绝学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音韵学作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部分,其优良传统应该被继承、光大、创新,要建设具有时代精神的音韵学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思考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未来走向,需要着力推进五个方面的研究：上古音研究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中古音研究要突出重点,各个击破;近代音文献要充分挖掘,加强整理;音韵学研究要注重新方法,融入新手段;音韵学研究要建构“三史”,实现飞跃。信息化时代,音韵学人要集中思考、共同发奋与通力合作,实现建设“汉语语音系统研究大数据平台”的宏伟目标。科学对待并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活的方言口语材料的“三重证据法”来解决音韵学中的有关问题,使用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新的二重证据法”来研究汉语方音史,是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方向之一。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论中国的东亚汉文小说整理研究现状及其学术意义

上世纪70年代末,东亚汉文小说始为中国学界关注.80年代以来,域外汉文小说研究渐渐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海峡两岸的一大批学者从文献整理、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多方面探讨这一课题,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汉文小说的主要研究成果略作概述,考察其整理研究的现状,可以深入地阐释东亚汉文小说研究的学术意义.     

先秦汉语的“是”字主语句

先秦汉语“是”字主语句中有一类较特殊的次类——“NP,是＋P”,其中的指代词“是”在语义上回指其前的名词性成份NP,这是汉语判断句系词“是”产生的重要句法环境。不过,该句式在先秦汉语中并不多见：通过对六部先秦典籍的考察,只有13例“NP,是＋P”可以认为是较典型的用例,而这13例“是”字主语句仍然说明了指代词“是”的回指用法逐渐弱化,由一个可有可无的语用成份,最终发展为系词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指代词“是”和“NP,是＋P”句式在语义机制和句法机制相互作用下完成的,类似的语言变化现象在汉语史中具有代表性。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

“汉语新诗”概念是针对两岸四地当前自说自话的诗歌史写作及其背后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具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汉语新诗”概念及其理论运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本文提出重新发现“汉语”,亦即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基础的重新确认,是对其主体性的重建.而“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又自动呈现了不言而明的“沟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美学价值.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规范”与“描述”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

“规范”与“描述”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作为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建构具有基本的规范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限度的规范的“定义”、“解释”和“论证”.在规范的限度之外,正是具体生动的描述的“定位”得以合理存在的生长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需要保持“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形成相互补充、渗透和制约的态势,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先秦著述的“言公”传统论考

对照传世的先秦学术典籍和近代考古发现的先秦学术典籍的体例、内容及语言 ,并后代相关的文献记载 ,章学诚的“言公”的观点完全符合先秦学术史的实情 :从“先秦古书不题撰人”,“同时代之人未必知晓作者为何许人”,“诸子未必可考”三个方面可以证明先秦学术没有作者的观念 ;考查传世的与出土的先秦文献中不同版本的著作在思想内容、篇幅篇次、语言等方面的修正与变更证明 ,一些曾被“疑古派”确定为伪书的先秦文献实质上是先秦学术“言公”现象在典籍中的体现 ,从而也证明了先秦学术“言公”的传统。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是“言公”风气与“立言”信念和谐统一的结果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日本学者对“声明”与汉字音声调关系的考订

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汉字音、汉语声调时, 非常重视佛教“声明”中“节博士”资料,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利用“节博士”资料构拟声调调值的理论与方法。因此, 在突出赖惟勤、金田一春彦等学者学术贡献的同时, 强调这些理论、方法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以及总结考订得失,进一步开拓学术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何勤华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中国、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     

中世汉语词义札记

从汉末到宋代是古代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转变的时期.近几年,为了改变这一时期词汇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专家学者们在考释疑难词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字面生涩而义晦”的词,还是“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都已基本上得到解决.笔者近年来在研读这一时期的文献时,遇到过一些“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曾随手写出札记.兹选录十条于后,希望能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以及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有所帮助。     

“宁可”类复句观点性述评

“宁可”类复句是汉语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复句,但学界对其归属等问题一直以来未取得一致性意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较为全面的整理,可以看出“宁可”类复句在《马氏文通》等汉语论著中就受到关注,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各种专著论文对其描写较为全面,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视角,都有深入的空间.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