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及其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外来语入诗的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及至近代,随着中外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少诗人将英语音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植入旧体诗中,并往往采取自注形式加以解释。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主要集中于以竹枝词为代表的古体诗,岭南和上海是其最活跃的创作地域。就跨文化视角而言,外来语入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诞生,而且拓展了诗歌题材,具有建构异国形象的功能;同时促进了中国诗歌从旧到新的变化,对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马凯诗词的承流、近源与本体

古代诗人政治家是马凯诗词的远景,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则构成了其近源。马凯及其旧体诗词表明,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国诗人政治家一直延续到当代。马凯作为经济学家,又从事旧体诗词创作,其旧体诗词也不当以普通文学作品看,而应纳入到“学人之诗”的范围。由于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学术理念与学科背景等不同,马凯诗词与元白新乐府、现代学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古代士大夫以儒家实用理性入诗,是产生现实主义诗歌的根源;马凯以现代实用理性入诗,其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现代学者以现代人文学术入诗,开辟了古典诗词的新境界,马凯旧体诗词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入诗,是现代学人之诗的延伸与发展。与元白新乐府相比,是两种实用理性的不同;与现代学人之诗相比,是两种人文价值的不同。中国诗性智慧、现代经济学理与当代政治实践三者的和谐,既是其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作为诗人的贡献所在。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辨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一直是18世纪初谜一样的人物。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最为有争议的人物。一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一是因为他颇有争议的诗作。两者都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诗曾有过“情诗”的解读,但人们却不能忘记和抛弃他活佛的身份。本文试图从佛学层面对其诗作进行宗教道歌的粗浅考辨。     

论《毛诗》与刘桢诗歌

刘桢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丰厚土壤之中。它表现为对《毛诗》文本及其经学阐释的吸收与融合,这种吸收融合不仅存在于刘桢诗歌的意象、语汇、表达方式、艺术思维等方面,使其成为建安诗歌吸收融合《毛诗》的突出典范,而且还催生了刘桢的诗学理论观点,并深刻影响到钟嵘的诗歌理论。     

论第三代诗歌运动及其诗的日常化倾向

第三代诗歌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生活方式之于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意义反映于诗歌，就形成了第三代诗的日常化倾向，第三代诗人对日常生活或者表现出驾驭的自信或者有着把握本质的能力，这与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日常叙事情态迥然相异。     

从"遣有"到"即有"——论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内在理路

玄言诗的产生与作为具体物象的山水有内在联系,但玄言诗所体现的责无贱有思想又隐含着理论上的危机和实际操作的困难.针对"遣有"和"涉无"的矛盾,孙绰提出了"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实现了由被动"遣有"到了主动"即有"的审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直觉观物方式也解决了"即有"如何"得玄"的审美体验问题,由此形成了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契机.山水诗的出现是玄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玄言诗转入山水诗实际上体现了体玄者由外部脱落山水形相到从主观内心超越山水形相思路的转变.     

创新求变——杜甫湖南诗歌的重要特色

杜甫在湖南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创作了100多首诗歌。本文主要论述诗人以衰病之躯，仍然在诗歌的体裁、风格和章法上追求创新，追求变化的具体实践。     

一首借古写今缘情写景的边塞诗——李颀《古从军行》新解兼谈他的边塞诗创作

《古从军行》是李颀边塞诗的代表作,也是盛唐边塞诗中较为特别的一首,然而古往今来,对它的解释及其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定位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讨。李颀是盛唐时期一位比较特殊的边塞诗人,因为他从未到过边塞,所以他的边塞诗独具特色。本文一方面结合汉代史料考察并解释《古从军行》的内容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李颀的边塞诗题材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从山谷词探两宋词风之变

在两宋词风由软至硬的转变过程中，传递此中消息的先行人物当属“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黄词既有豪情快唱之作，亦有婉妙蕴藉之什；而“于倔强中见姿态”，方是黄词真正特色。他援引江西诗法人词，以别具姿态的生新瘦硬、清旷峻拔之作，力纠词中柔婉熟软之风，开南宋词清健峭拔之先声。然而黄词迫踵东坡才悄，言志抒怀，率意抒写，于词之本色便嫌不足。要待同出于江西门户的姜白石出，方能以婉约为宗，兼得幽约典雅与清刚瘦硬之荧，而为世人所认同。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诗与事——审视唐诗兼及当今诗坛

中唐新乐府诗派力主"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对盛唐创新乐府歌辞的必然承继和推进.唐诗繁荣的"关键"就在于此.唐代诗人将"情"、"志"交融,并植根于"事",这是唐诗的自觉与自省.唐代多"事",故诗歌以多种姿态和神采去应对它、表现它,"诗"与"事"相互激发,联袂升华.唐诗的经验,有助于疗治当今诗坛的某种疲软和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