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上海租界教育改革研究

上海租界教育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产物 ,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2 0世纪初 ,上海市民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 ,要求收回教育主权 ,并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积极响应 ,于 30年代开始进行租界教育改革 ,收回了部分教育权益。但改革的局限性是明显的 ,这需要租界主权的全部收回和人民的斗争来推进完成     

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

晚清之际,东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海权。在与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晚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官员运用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列强交涉,最终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和各国的海上实践,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等海域主张,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晚清政府维护东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自护之权"以及"条约"确定的领土界限和领土所有权等准则。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外交斗争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报》案与治外法权

《苏报》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于租界的《苏报》案与治外法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在中国所攫取的治外法权 ,对清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限制。清政府为了达到迫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目的 ,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自己的子民打了一场由外国人充当裁决者的荒唐官司 ,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治外法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但在《苏报》案中 ,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作用     

19世纪末清政府守旧派的外交观探析

19世纪末年的清政府守旧派非常痛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满于清政府的妥协求和政策,主张加强军备提高国力、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其外交观中不失积极的因素。     

近代毒品贸易与外人在华治外法权

在中国近代 ,外国毒品商在华肆无忌惮地走私鸦片 ,他们不仅公开贩卖鸦片、毒品 ,甚至还在租界或租借地内就地制造毒品。外商之所以敢无视中国法令 ,则主要因其有治外法权为护符。正因为此 ,中国人民所以一直把反对外国对华毒品贸易与废除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建国初期维护主权的斗争及其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其主要内容有：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管制美日在羊财产；果断处决美国间谍；妥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等。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主权问题是原则问题；不能见利而忽视主权；在国际斗争中，灵活性的基础是主权的原则性；为了维护主权，重大问题一定要针锋相对；决不以主权换取暂时利益。     

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问题的一点异议

一九二七年元月,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是反帝斗争的一项创举,曾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意义是伟大和深远的.但,这一斗争的胜利是怎样取得的呢?汉口英租界是怎样收回的呢?有人认为这是武汉工人群众和革命群众自发斗争的结果.有的说,汉口英租界是武汉工人群众和革命群众直接去占领和收回的;有的说,惨案发生的当天,汉口工人阶级便驱逐了英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巡捕,把英租界收回;有的说,五日示威大会后举行游行,革命群众浩浩荡荡冲入租界,占领了汉口英租界;有的说,工人群众或革命群众占领汉口英租界后,再交武汉政府接管,等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理由如下:     

德占胶澳的称谓演变

惯常所称的胶澳租借地在历史上有胶澳租界、胶州殖民地、胶澳租借地等多种称谓,被不同的利益方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其中胶澳租界是<胶澳租借条约>中文版本中对德占胶澳的正式称谓,也是清政府对德占胶澳有意识的官方定位,强调中国的主权;胶州"殖民地"的称呼则体现了德国把德占胶澳当作自己的殖民地的意图,也是德国在胶澳强力进行殖民经营的现实,意味着领土和主权的割让;而"租借地"最终发展为国际法中一个单独的门类,意味着管辖权的让渡和领土主权的保留.德占胶澳称谓的变化及"租借地"作为一个国际法门类的出现是国际强权政治中近代中国命运的一个注脚.     

帝国主义侵略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十九世纪末,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彼此之间日益加剧了掠夺殖民地的竞争。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日本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进一步刺激了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疯狂侵略的野心。它们纷纷发动对中国领土的掠夺;展开对中国奴役性的借款斗争;掀起霸占中国铁路主权的角逐;加速扩大在中国的工矿企业。从此,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借机出兵占领胶州湾,这更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一齐扑向中国,强占军事基地,划分势力范围。它们在通商口岸和势力范围内投资建厂,在中国直     

论加强青年大学生政治观教育

本文从当前青年大学生政治观的特点和表现入手 ,论述了以江泽民“讲政治”理论为指导 ,加强青年大学生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 ;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 ;树立大局意识 ,维护中央权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祖国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方面的政治观教育 ,培养政治合格的青年大学生     

关于我国近代租界的几个问题

由于长期对租界与居留地之间没有作出明确与确切的界说 ,以致对我国近代租界数字的统计众说纷纭。租界与居留地的界定原则为 ,凡经由我国政府以条约、协定或协议形式 ,正式同意承租某地区的外国掌握该地区行政权的 ,是为租界 ;凡我国政府虽然划定某一地区租赁予外国侨民居住 ,但我国政府仍掌握有该地之行政权者 ,是为居留地。列强在我国共攫得租界 2 7处 ;内中公共租界 2处 ,专管租界 2 5处 ,另有北京使馆界 1处     

关于山西反清斗争几个问题的历史思考

回顾并重新思考爆发于清朝顺治年间的山西反清斗争对于姜瓖的反清问题应有恰当的评价;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高潮的兴起,是清朝统治集团实行严酷统治的必然结果;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     

近代在华外国人避暑度假之风探析

近代在华外国人避暑度假蔚为风尚,定期的避暑度假是其在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传教士为主的外国侨民积极开发下,近代中国形成了以江西庐山、浙江莫干山、河北北戴河、河南鸡公山、山东青岛等为代表的诸多避暑胜地。在华外国人避暑度假风尚的形成主要在于避暑地是其健康的庇护所、温暖的海外之家、理想的会议地,满足了他们深层次的多种需要。     

历史节点上的中国人权建设

从1949年到2009年,一些重要年份记录了中国人权建设的伟大成就,站在这些历史节点上,可以看到中国从争主权、国权,到维护人民整体生存权、发展权,再到"以人为本"、保护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发展历程。中国逐步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特色人权之路,并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把握人权话语权,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已把人权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主题。     

略论邓小平的国权观

邓小平根据当代国际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展的新特点 ,创新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主权论的思想 ,特别是国权的维护。它主要包括国权维护的核心内容、基本方式、中心环节以及根本保证等几个方面     

民国时期中外新条约的签订与领水主权的部分恢复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意识到领水主权丧失所带来的危害,要求列强放弃在华领水特权已经成为民国政府废约运动的重要内容。随着废约运动的开展,收回领水主权的努力逐渐得到回报。当时一系列新条约的签订事实上就意味着中国领水主权的逐渐得以恢复。新约的签订使中国领水主权无疑得到了尊重,尽管这还只是条约文本意义上的尊重,但毕竟从法律上解除了中国领水主权所受到的约束。对于这种法律程序上的主权恢复活动,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这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领水主权回归正常状态的重要步骤。当然,新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中国领水主权的立即恢复。由于列强不愿意真正放弃原有特权,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卖国,中国领水主权并没有得以完全恢复。新条约签订后,中国领水主权依然不是完整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权垮台。     

论国际反恐斗争与国家主权之关系

在国际反恐斗争中 ,必须重视国家主权原则 ,认清国际反恐斗争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核心 ,是国际反恐斗争的理论基础 ;国家主权原则使反恐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国家主权原则使各国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 ,就主权问题作出让渡 ,达成国际反恐斗争的各种协议     

《中国文学》(英文版)农村题材小说翻译选材探析

《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后一直致力于对外译介、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其中,农村题材小说在其译介活动中占有相当比重。从横向上讲,对外展示了英雄的革命农民、受封建社会迫害的愚昧农民、觉醒的新一代农民以及改革时期的农民形象等;从纵向上讲,对外展示了从土地革命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农村政策的变迁。杂志的翻译选材,既忠实于建国后我国农村题材文学的演进规律,如实反映国内文学创作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外宣传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理想效果,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     

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宪政斗争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下议院与王权的宪政斗争主要体现在确立议会主权和争取法治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围绕着财政冲突、弹劾国王的宠臣和争取议会特权等三项内容而展开,实质是解决议会与国王双方的宪政矛盾。第二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争取司法独立的斗争,实质是专制王权和法治两种本质对立因素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等阶层的壮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这一时期英国宪政斗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