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阿Q精神胜利法及其心理分析

《阿Q正传》许多人都读过。鲁迅不止一次地讲《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这里,他所认为需要改革的“国民性”,即“国民的弱点”,主要是指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种自欺、自慰、盲目自尊、自我欣赏、自我超脱、怯弱、虚伪的心理。阿Q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典型,是鲁迅笔下“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的体现者。作为阿Q这样一个典型化的社会人物及其所生存的社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阿Q精神胜利法是不会很快消失的,它毕竞是国民的典型,是长期社会化的产物,阿Q是许多国民的化身,是许多人     

论阿Q的心理结构——一种文化心理学的考察

阿Q精神是集中封建文化、封建传统思想之大成的产物。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初不过是由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原型,在特定历史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和具体的条件下(在流浪雇农阿Q身上)再被激活时,便呈现为极为病态的精神胜利法;阿Q心理结构中的理性结构与感性存在的矛盾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即由未庄社会这个文化生态圈所特有的语义环境、意识氛围、心理气候中吸取元素来形成他的理性结构,他的见解和意识,不过是未庄社会和文化灌输给他的见解和意识,并以此作为自已的规范和准则,他的社会观不过是未庄文化生态圈中广泛流行的现存封建等级秩序合理性在其心理结构中的内在化而已;阿Q精神深深牵动着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脐带,因此鲁迅所刻画的阿Q的心理结构和他对阿Q精神的批判,实质上就具备了对整个封建制度和整个封建意识形态批判的巨大意义。     

“阿Q精神”的内涵和外延

文学作品中每一个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自身都是一个动态系统,和其他一切系统一样,他也有信息反馈、自我调节、平衡发展等功能。对这样的人物形象,我们往往不能用明确的概念把他完全表述出来,但我们知道他对一件事如何反映,他会怎么做,采取什么方式做。许多作家笔下人物的命运,往往与作家给他设计的结局大有出入,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活”了,这种“活”了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具备了系统功能的人物形象。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阿Q,就是一个“活”的、有系统功能的形象。我们在作品的“优胜记略”、“恋爱悲剧”、“大团圆”等篇章中,一点一点地认识了他,     

从阿Q的攀比说起

鲁迅笔下的阿Q有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是精神胜利法,有人打了他,他说是儿子打老子,用此法来麻痹安慰自己;再一个观点是"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当众伸手去摸静修庵小尼姑新剃的头皮,小尼姑满脸通红地说:"你怎么动手动脚的……",他便是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的,并赢得了掌声.     

存在与尊严——试析阿Q“精神胜利法”

本文试图从人文主义角度去分析阿Q ,通过探究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从而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做出另外一种阐释 ,即出于维护他做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尊严     

《阿Q正传》经典地位的三维解析

《阿Q正传》的经典地位可以从思想性、文体学和艺术性三个维度进行解读.无论从解剖社会和国民心理的思想深度,还是对现代中篇小说的开创性的文体实践,及融通中外、独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上来看,《阿Q正传》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其文学经典地位不是一般的小说能够轻易取代的.     

阿Q=狼+羊——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

阿Q问世,众界哗然,论者蜂起,评说纷纭,历时60余年而未衰。为什么说阿Q是国民劣根性的艺术典型?断言阿Q兼有狼羊二重性格,而唯独缺乏真正的人性,根据何在?阿Q何时显羊性?何时显狼性?阿Q病毒的要害是什么?本文从人格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诸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透视。文中所论及的形形色色的阿Q相,也颇发人深思。     

论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研究的误区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受到了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影响,而其中的人物形象阿Q与堂吉诃德被认为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本文拟从作者创作、人物形象内涵等方面入手,对目前评论界关于二者比较研究存在的误区作一分析。     

自卑与超越--阿Q性格的一个视角

阿Q的性格核心不是精神胜利法 ,而是基于低下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而来的深深的自卑 ,以及为超越自卑、赢得自尊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但遗憾的是阿Q追求自尊却不知自尊为何物、渴望生存又不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正是鲁迅最感痛心的国民劣根性 ,也是他所要致力改良的人生。     

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生成模式

对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及其哲理心理内涵，人们论述已多。但对于精神胜利法之所以能成为“法”的问题，则尚无人探讨过。本文认为作品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形象描绘中，包含着一种大体一致的生成模式，即“置换”。本文通过细读作品，对此模式的要义及其四种类型进行了阐述。     

贾平凹的散文观及其艺术风格

贾平凹以宏观视野纵横捭阖和的思维,纵览“五四”以来散文发展历史及其人文意识艺术审美思域的开拓,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要写大境界,大感情,其核心是美文观,而真与美是其灵魂,独特的个性是其艺术生命,形式的自由是艺术的特征。而贾平凹散文的佛禅道学思想,显示其多元的散文艺术观。贾平凹大散文的经典代表作是其“商州三录”,其艺术上追求无道、人道、文道的圆融与完美统一;独特的拙厚的个性、古朴的大气象、大境界;艺术形式不断探索,努力创新;既借鉴欧美,更继承传统民族神韵。     

从颜真卿《祭侄文稿》看陈亦门的《最后意见》

《最后意见》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产生巨大反响,它是《南京血祭》作者阿垅在狱中对自己的冤案所作的评判,是阿垅坚守良知、坚持信念的动人写照。《最后的意见》内容与形式合一,是作者心灵存在的体现。作者无意为文,不事构想,一次性获得而达至文章的最高境界。     

论陆机《拟古诗》、《赴洛道中作》等五言诗的写作时间

陆机应是南人中写作新兴五言诗的第一人,其五言诗风格和成就,是陆机入洛学习和仿效曹魏文化的结果;陆机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应是陆机多次赴洛中的晚年之作;陆机对曹植代表的建安诗风的模拟仿作,正是陆机对曹魏文化学习和模拟的结果,其中对十九首的拟作,也应该是陆机在北方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之后的作品,而非陆机赴洛之前所作.     

道家思想与鲁迅的国民性关切

被视为中国国民性具象的阿Q,其“精神胜利法”究竟是受到了道家文化的消极影响还是受到了民间道教的熏化?这个问题需要辩证。道家思想影响了鲁迅的国民性关切及其写作。     

道家思想与汉初政治

道家思想主导了汉初“过秦”的思想论争。陆贾、贾谊和司马迁等人提出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来统领治国思想的主张。道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法家思想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汉初提倡把道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道家思想如何运用到解决汉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理论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解释,也体现了汉初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传统道家的一致性。在道家无为而治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与民休息政策的得以实践。但是,随着汉政权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君主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个人特征相矛盾。最终,道家没有完成君权神化的历史使命,走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红楼春梦好模糊——贾府“四春”谫论

<红楼梦>中的贾府"四春"是"千红"、"万艳"的重要代表,各有其鲜明的形象意义贾元春如富贵囚者,贾迎春善得恶报,贾探春堪称末世英雄,贾惜春则被佛心冷结.曹雪芹通过"四春"形象,抒发的是"原应叹息"的悲情,说明在那个时代,不论你是贵是贱、是强是弱、是热是冷,都不会有理想的人生归宿.     

禅宗“斗机锋”交际的核心思维模式

“斗机锋”在行为表层体现为双人或多人参与的言语、副言语互动交际。“斗机锋”与一般交际行为存在共性,同时也存在显著差异。“斗机锋”是由禅宗逻辑下的思维系统驱动的,在一般理性下显得不可理喻。“斗机锋”展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互动,若剥离其行为表层,则可还原为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对垒,涉及的思维模式主要有五类：“一切现成”思维、“不二”思维、“究竟本缘”思维、“离杀”思维、“空空”思维。“斗机锋”训练的基本目标是消除参与者对固化思维程式的执著,开发更广泛的思维途径。经过训练,参与者可以提升思维的创造性、灵活性和迅捷性,也可能被偶然地诱导发生顿悟。     

一样孤苦 两种诉说——契诃夫《苦恼》与鲁迅《祝福》之比较

契诃夫和鲁迅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伟大作家。比较两位作家的两部短篇小说《苦恼》与《祝福》可以发现,他们在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都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为创作题材,以小见大,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都采用了冷静而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简练、独特的短篇小说写作技法,堪称短篇小说大师。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两者在揭露、抨击社会的深度、广度、社会价值等方面又独具特色,各有千秋。比较他们的异同,可以从中找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存在的负担——贾樟柯电影剧作的主题分析

本文指出了贾樟柯不媚俗、直面现实进行创作的态度是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乃至文艺创作的正确态度;分析了其中体现的贾樟柯对当前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进行的双重超越。《小武》、《站台》、《任逍遥》均表达了作者感知的“存在的负担”,并以小人物的实际处境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批判;但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小武》,小武的形象具有打动人心、甚至移易人心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而《世界》则在创造自身话语与认同主流话语之间游移不定,缺乏一种人物应具有的持守,因而显示出了创作上的不足。     

路遥的“农民气质”与陕北农民文化

陕北社会自耕农经济特质下的农民生活方式构成了路遥早年生活的文化氛围.路遥与农民的精神联系根植于家族的血缘文化,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其精神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在成就他的同时也限制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