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一、《癸卯学制》系统(《奏定学堂章程》)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癸卯学制》系统(《奏定学堂章程》)是随着“清末新政”制度的产生而颁布的。所谓“清末新政”是1901年清朝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推行反动统治，清王朝不得不打着求富求强的旗号宣布实行所谓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是编练新军，淘汰绿营，废八股，废科举，兴学校，选派留学生，设立学部(教育部)管理教育，颁布学堂章程等。“清末新政”虽是清朝统治者被迫实施的，而且其中有些部分还带有欺骗性，但它毕竟把戊戌维新等有关内容都基本上付诸实施了，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标志…     

论晚清学堂筹款事宜及影响

清末新政在全国掀起兴学热潮,清政府财政窘迫,经费问题是办学关键所在。为推广学堂,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从各个渠道筹集学款,主要途径有:书院改学,拨寺观产业以开学堂,士绅捐款,挪用他款,加捐加税,等等。筹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堂的发展,但也留下了诸多隐患。新政的教育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论清末新政与江苏的教育运动

文章主要论述了清末“新政”与江苏教育运动的关系、江苏教育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对江苏社会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清末“新政”首先是从兴办教育开始的,并且将其贯彻始终,成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末“兴办教育”令颁布以后,江苏各属闻风而动,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兴起了一股教育运动。在短短的10之中,先后创办了大、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实业学堂2100多所,对江苏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江苏现代化的发展。     

在历史进步的背后--清末新政时期学堂教育发展缺失论

清末新政期间 ,清廷大力推进新式学堂教育 ,迈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及其重要的一步。但清末学堂教育的发展存在着种种缺失 :经费缺乏背景下的学务下放带来了种种社会矛盾 ;学堂发展在空间和结构上存在不平衡性 ;学堂管理不善 ,学风堕落 ;一部分学界中人态度不坚定 ,素质不高 ;学堂奖励制度使得教育内涵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些缺失减弱了兴学效果 ,显示出社会转型时期教育近代化的步履艰辛。     

清末“新政”：一场真正的法律革命

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以前,清王朝在其最后11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史称“清末新政”。虽然“新政”改革最终由于辛亥革命而中断,但从法律发展史角度来看却引发了中国传统法制的深刻变革,“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范式)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时期的“重农”思潮评述

清末新政时期,“重农”思潮盛行于朝野。但它不是传统“农本商末”思想的复归,而是要求在中国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农业。这对中国传统农业变革有积极影响,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     

鸦片税收与清末警政改革

警政建设是清末宪政改革的要项,鸦片税收则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财源之一,各地警察创设和警政学堂的筹建经费或多或少与鸦片税收有着密切的关系。配合新政推行,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1908年下半年以后,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赖以铺张的警政事业经费极受影响,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各省的警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新政的督催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清末警政改革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复杂徘徊的态势,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原籍辽宁铁岭,世居山东泰安.署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是清末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干才,也是当时比较有见识和作为的封疆大吏.赵尔巽于1903年4月至1904年6月担任湖南巡抚,是清末湖南颇有影响力的巡抚之一.抚湘期间,他励精图治,厉行新政,并把发展教育作为新政的"首务"、"急务"、"第一要务",大力进行书院改制、整顿原有学堂、开办新式学堂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而且,赵尔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督抚大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仍不乏借鉴意义.     

晚清官员再教育思潮论略

晚清社会形成了一股对官员进行再教育的思潮。对官员素质现状的不满是思潮倡导者们的基本考量,此外,还有人认为对官员进行再教育是开民智、挽救民族危机、对外交涉甚至是抵制变法的具体需要。晚清官员再教育思潮提出的最主要的教育形式有学堂教育、出洋游历与衙署学习。教育内容在清末新政前是中学、西学并重,而新政后则以西学为主。这股思潮虽然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认识不到官员素质不高的根源,但仍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的体育教育思想

张之洞被称为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清末“新政”时期有关教育的每一项重大兴革，都与他密不可分。张之洞把“体操课”纳入学校教育当中，并积极构建“体操”的教学内容，努力将其制度化，从德、智、体三方面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张之洞主持制订的癸卯学制系中国近代首项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其中关于体操科目的规定，标志着近代体育教育第一次列入中国教育制度之中，它开创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设置体育课程的先河，也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制度已初步建立。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癸卯学制规定的体育教育以学校为基地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全面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经济特科述论

经济特科,是清末科举中特设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才的科目。它倡之于光绪戊戌,举之于光绪癸卯,是当时科举改革中的一件大事。但由于事后不久科举被废除,清政府亦迅速走向覆亡,故而此举一直未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笔者认为,清末经济特科,是近代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突出反映,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的产物。它的提出到终结的全过程,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趋向。虽然它对清末社会的影响不大,但对当时中国新学风的兴起及新式学堂的设立,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论清末黑龙江中学教育初创——以黑龙江省中学堂为例

兴办近代中学教育是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黑龙江省中学堂是黑龙江近代以来第一所省立中学堂，对于近代教育相对落后的黑龙江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建立、发展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在清末黑龙江中学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黑龙江省中学堂是清末黑龙江中学教育初创的一个很好的缩影。     

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

怎样看待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价值与作用 ,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后世研究者。倘若从梳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相互关系入手 ,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 ,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 ,也许是必要的     

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修律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政是清末统治者为挽救苟延残喘的政权而采取的应时之策，带有明显的反动性；但同时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修律也是如此，它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它的反动性；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推动了中国法制的巨大进步，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以军事变革为例

清末新政是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近代社会的士绅以其独特的见识和目力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推动新政前进 ,使新政全面打开中国的现代化闸门 ;另一方面新政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军事变革以其历史的前卫性对士阶层的命运起了主宰作用 ,士阶层的消亡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化

考察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历程，重大变革主要有三：即总理衙门之设；戊戌变法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变革广度和深度而言，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大大超过了前两次。文章就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进行了简要论述     

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

1898年6月至9月的戊戌新政、1901年至1905年的清末新政(本文称之谓“辛丑新政”)和1905年至1911年的预备立宪(本文称之谓“光宜新政”),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十余年间中国国内发生的三次改革。史学界对这三次改革分别有专文论述,但未见把三次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论,本文拟对清末三次改革作比较研究,以期客观、历史、公正地评价这三次改革。不妥之处,祈请同好指正。     

清末江西创办商务总会考述

在清末推行的“新政”中,创建商会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要举措之一。清末南昌的江西商务总会,也是在此期间创办的,但对于具体的创办时间和创办经过,目前所见资料说法不一,为江西商会史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本文从考察清末全国商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出发,对江西相关资料作了较为全面的综合分析,以期揭示清末江西创办商务总会的确切时间及前因后果。     

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

中国在追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的过程中 ,首先面临着“城市社会”和“乡民社会”的分野。中国的乡民社会是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结合体 ,传统的乡村自治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控制系统绝不仅仅是国家正式法律的一家独霸 ,而在广泛意义上被称之为“民间法”或“乡规民约”的规则体系更在实际地规范着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主要表现为习惯法、家族法和狭义的乡规民约。但是在中国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 ,乡民社会及乡规民约面临着如下的遭遇 ,即在生活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被城市化浪潮所激荡 ;在经济运作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受市场化趋向所左右 ;在价值选择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因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发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