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乡村社会资本: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植被”

村民小组是乡村社会的底层组织,它的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村民小组治理深受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乡村社会资本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植被"的乡村社会资本曾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乃至善治,需要"再发现历史",恢复和再造社会植被.     

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在我国人口组成之中,农民占据绝大多数,因此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工程,实现乡村善治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乡村治理过程之中,社会资本以其网络性、增值性、互惠性等一系列特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之中需要充分发挥出社会资本作用,加强社会资本培育,创新社会资本载体投入,重视社会资本塑造积累,同时还需要将社会资本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之中,以便发挥社会资本潜力,推动我国乡村治理上一个新台阶。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

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乡村精英在组织内分享社会资本的利他行为出于谋取更多合作剩余、寻求认同感以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需要.在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度模式下,当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走向就会发生改变.     

城乡教师轮岗制度助力乡村社会治理:为何与何为?

城乡教师轮岗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制度,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侧面,因此教师轮岗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教师轮岗制度是教育融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着眼点,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乡村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诉求,是解决乡村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的可行方案.应以创新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挖掘契合点、依托"项目"等措施,实现以教师轮岗制度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愿景.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经济转型: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是非正式制度的延伸,该理论拓展了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思路;经济转型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功能,构造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经济治理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型国家应当培育与本国经济发展相适宜的社会资本。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论转型期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则互动

正式规则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石，非正式规则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者。民族乡村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在坚持正式规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推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实现相互兼容以弥补治理缺漏、相互吸纳以提升治理效力、相互对接以实现治理目标。     

空心村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空心村是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产物,我们既应看到其存在的必然性,也应采取措施缓解空心村问题。目前,国内主流的空心村治理思路只考虑地利而不考虑农民权益,没有厘清空心村的资源资产属性及其治理实质。空心村治理的困境是多重制度变迁的结果,其根源是乡村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动力缺失。从空心村的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出发,要一手加强乡村建设规划,一手强化对违规建房的治理能力。依托非正式制度、培育社会资本,能够实现空心村治理的目标,促进村庄发展。     

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

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有多重影响。农村家族势力是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乡村治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村民自治,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农村基层政治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的内在逻辑

从本质上讲，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而党群治理是一种过程，然而，在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实质中却存在诸多契合和相通之处。根本而言，两个概念的提出都是对现代性和整体主义的一种解构和重构。社会资本对于党群治理的意义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非正式网络可以给未来党群治理增加更多生活政治的成分，二是非正式规范使得未来党群治理可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动员的模式。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个指向社会关系的结构范畴,其镶嵌与自主关系的不同维度、层次的组合产生不同含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根据农村自身社会资本镶嵌与自主关系的实际状况,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

多元协同治理是生态环境治理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本与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性,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资源。但是,传统社会资本逐渐流失与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双重约束重叠交织的复杂局面,对我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构成了现实制约。必须通过培育塑造公民生态公共精神、重建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完善协同治理法律政策体系和加速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措施,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多元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