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虚之道论雄杰——由《项羽本纪》等篇谈《史记》人物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极具文学色彩,其性格表现与历史功过,无不体现司马迁以人物承载历史的史书创作的人文情怀。项羽、韩信、刘邦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演绎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悲壮——《史记》之美

古今中外真正领悟到历史内在之美、并在研究中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且又有能力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这种美的史学家,并不多见。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有着自己风格的著作。他切实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中最本质的美———悲壮。悲壮,绝不是悲惨,消极的忍受;也不是悲伤,自哀自怜的无奈。悲壮,是对人格尊严的誓死维护,是对信念的以死实践,是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只有悲壮才能体验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只有悲壮才能表达人类精神世界之美,也只有悲壮才能激励人们奋发有为,净化灵魂,追求崇高,坚韧不拔,前仆后继,推动社会前进。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样一部从哲学的高度追求历史之美的著作,所以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破例问题是中国史学进程紧密关联的重要问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立例而又破例，开创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破例现象的先河，解读《史记》破例背后所体现的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思想，必须要从《史记》的撰书宗旨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用开放的眼光来解读司马迁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创造力。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长河中，强调史书体例纯粹性、抨击史家史法乖迁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史学家在评论史书体例破例与否，一定要从历史编纂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出发，唯有此，对史书编纂破例与否的讨论才“名”、“实”相符．才曼有积极的意义。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评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调查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不少材料来自民间的轶闻轶事。司马迁著《史记》,曾在民间做了大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其调查的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他还对古代遗址、遗迹和实物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将调查搜集的资料与文字史料相映证,纠错补漏,使《史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他在民间所作的社会历史调查,对他的某些思想观点也有影响,他的社会历史调查的踪迹范围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跨越十六个省区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论司马迁的政治观

在我国第一部介绍和评价《史记》的专著《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作者李长之先生，探讨了司马迁和《史记》所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其中关于司马迁的政治观，还有专节的论述，提出了颇有深度的见解。然而，纵观《史记》，司马迁的政治观远不止于李氏之评，它还表现于更多方面。一、司马迁的政治观，首先表现在其著作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作的备种评价上（1）在论及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原因时，他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首先是人的因素，而不是天和鬼神的力量。他强调人谋的作用，极力主张任贤追小。如在《陈丞相世家》里，当论及陈平的智谋…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杜尚“现成品”艺术的历史与生活依据

杜尚通过从现实生活中拿来各式各样令人惊叹的"现成品",来完成他一件件不朽的艺术杰作。杜尚的"现成品"艺术行为在20世纪艺术史、文化史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植根于生活,有其存在的历史与生活依据。研究杜尚艺术的历史与生活依据以及他的典型艺术代表作品,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杜尚的"现成品"艺术,也让我们在研究和欣赏西方现代艺术时有所启示。     

福庆《异域竹枝词》的史料价值

福庆《异域竹枝词》中新疆相关内容所具有的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采用文学性较强的竹枝词形式,对新疆各地的山川、风物、土俗、民情等进行了生动的歌咏记录;自诗自注中以图志的方式、用平实的散文句法大大充实了诗歌的内容,其注语使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有关乌鲁木齐、巴里坤地方官制的记述,反映出镇迪道当时建置的复杂性,其记载甚详为他书少有,可补其阙。《异域竹枝词》是研究清代中前期新疆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新历史小说“新”论

新历史小说以实验文本的形式走上当代文坛,繁荣一时,但至今为止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从历史题材、历史视角、历史意识三个角度入手,尝试澄清它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以及“新”之所在,为它的存在提供理由与合法性依据,并对简单地将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应阐释的状况提出批评。     

从90年代以来"历史文学"研究看"非主流"的经典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对所谓"正统"历史题材小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的话语权、话语策略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90年代以来批评界的某些变化以及社会思潮图景的某一侧面,这将对今后的文学史写作产生深远影响。     

马克思对历史存在的哲学建构

历史存在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的哲学家。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前,对历史存在问题进行阐述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只能给出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解释。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历史存在问题进行了哲学上的建构,科学地回答了历史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请在各方面像祖先那样”——论普希金历史文学的时代向度

普希金的历史文学具有四种时代向度：称颂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发掘俄罗斯的历史精神,讽喻或鞭策现实的帝王;重新审视历史人物或事件,得出新的结论,传达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理念;辩证地评判伟大人物的功过是非,张扬一种历史理性;思考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从“事实世界”到“思想世界”——柯林武德的历史叙事论

20世纪20年代,柯林武德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反实在论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了他的历史叙事理论。他将历史叙事视为一种"先验的想象",蕴含了叙述者的视角和目的论,凸显为历史事实的组合功能。在真实性方面,他超越了用"事实世界"检验个别事实的真假,而代之以"想象构造的网",藉此融合"事实世界"与"思想世界"。另外,他反思了一种构造论的历史证据观,阐释了它的伦理内涵和史学方法论。     

90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辨识

8 9年被认为是当代诗歌的重要关口 ,之后的 90年代诗歌在转型的过程中现出种种变式 ,在 90年代的诗学立场及诗歌纪事中 ,历史意识和历史意象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中得以凸显。本文着重从叙事的角度出发 ,从历史的个人化与当代化角度剖析历史意识的存在形式 ,同时 ,在狭义的历史意象逐渐淡出的当代诗坛 ,90年代诗歌又为历史意象赋予了新的意义。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的合力造就了 90年代诗歌“永不终结的现实”。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政治形式的历史选择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中关于"民族自决"的政治主张,防止一些人的对它的误读,从而廓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