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拯救学术本身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天文、人文与文化的超越性

王晓华认为,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甚至可以说,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与其南辕北辙,何若从身边做起

王晓华认为,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甚至可以说,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面对历史和未来

作为一个坚守人文精神、恪守启蒙立场的学者,在此篇访谈中,丁帆先生回顾了自己三十年的学术道路,理性而分明地阐述了对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乡土文学、新世纪文学、文学史治史方法等研究领域的学术立场和建构理念,具有论辩性地批判了当下学界某些文学批评价值观念和风气,并表达了对于未来文学的期待,体现了一代人文学者清醒的历史观念、浓重的忧患意识、独立的批判精神和辩证的审美眼光.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论点集萃

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等７则）【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张光芒在《人文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３期）发表文章认为，在沈从文艺术心灵的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理性文学观。其特色表现在哲学层面上，是以理性精神为中介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性与创造性；文化层面上，他坚执自己的启蒙理想，即用“爱与合作”、理性与知识“粘合”民族新的微型机，这在政治成为信仰的时代氛围中，无疑是独标高格的；在主体心灵…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自主：上帝就是自己——对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女性人格描写的透视

在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中,对自主人格的呼唤和描写最动人的最富有思想文化内涵的笔墨是体现在对女性形象的性格和命运的描写上,市民文学由于媚俗的商业目的,在很多篇什里张扬着封建的习俗的价值观念,但也有许多篇什在探索着妇女解放问题,塑造着具有自主人格的新的女性形象,探索着什么才算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张恨水、张欣、琼瑶、梁凤仪的小说各具代表性。     

梁漱溟文艺思想论略

从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立场出发,立足于对"身"与"心"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梁漱溟先生的文艺思想大 致包含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文学艺术的创造和鉴赏,以及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等对本学科的研究来说至为关 键的问题。出于对中西学术之不同特征的深刻理解,梁氏文艺思想既有对我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精深理解和透彻把 握,也有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想的自觉接受和有意识的汲取,两者彼此融合、互相补充,较为妥帖地融会于其独具特 色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之中。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张载"人性二重说"浅析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同时,以"太虚即气"的宇宙观为基础,建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大多数人由于秉气的厚薄、清浊不同,在他们身上具有的只能是善恶混合的"气质之性"。张载为了实现他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给我们开的处方是"变化气质",具体的途径是:"知礼诚心"、"虚心集义"和"克己寡欲"。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文化宗教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文化综合”的面貌。宗教与文学这两种文化形式也在这一时代融合交织,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文化宗教精神”。以张爱玲、徐讦、鹿桥和无名氏四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便以宗教为精神立足点,以文学为手段,将文学与宗教作为那个动荡时代生存的慰藉,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永恒价值所在。     

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

近年来 ,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应该说 ,这种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只有通过反思 ,才能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 ,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 ;我们应该扬弃什么 ,坚持什么。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 ,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很正常。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又处在了相互的交往与对话中 ,才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 ,深入下去 ,也希望文学理论界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就是这次反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中年学者认为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 ,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 ,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这样 ,他们就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承认文化研究有其合理的因素 ,也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 ,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文学而不是其他 ,因为文学并没有终结 ,文学依然活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 ,能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作出慎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