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赵树理“问题小说”创作观批判

赵树理独特的“问题小说”创作观 ,既导致了赵树理在当年的轰动 ,又注定了赵树理在当下的落寞。这一创作经验启示人们 :只有既书写历时性问题 ,又臻于艺术胜境的文学 ,才有可能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赵树理研究在日本

东邻日本,研究、介绍、评论赵树理及其作品,已进行了三十多年。他们对赵树理小说的分析,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探讨品评,对赵树理作品文学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的关于赵树理的条目和最近发行的赵树理评传等等,已发表的不下五、六十种。他们关于赵树理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赵树理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美学价值,赵树理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种种原因,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研究和结论,其中虽有和我们不尽相同或有本质差异之处,但是,日本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专家、教授,赵树理小说     

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融理论于艺术透析之中——读《思潮与小说创作论》

近读李士德同志新作《新潮与小说创作论》(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颇受启发。士德同志从事文学研究多年,他是全国研究赵树理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写的《赵树理年表》、《赵树理忆念录》等专著,获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他又是《赵树理全集》编辑之一。没有想到他在专题研究之余竟写出如此有一定理论水平的理论著作,尤其是从思潮角度论述小说创作的专著,这在国内还不多见。读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     

以“民族形式”写作“人民文学”的先河——论《小二黑结婚》的母题学价值与叙事学意义

母题学和叙事学带来的穿越思维有助于破除赵树理作品的“两极阅读现象”,有助于确立赵树理小说经典在中国现代叙事学建构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小二黑结婚》不仅隐含着赵树理对乡土中国的寓言省思,也为“人民文学”提供了新农民、新农村、新社会的想象母题;它不仅是赵树理“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创作实践,而且以“新评书体小说”的文体试验、“文腔革命”的语体创新、“细节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等为中国现代叙事学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树理文艺创作中的三晋文化特质及其深远影响

赵树理文艺创作中的三晋文化特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其价值基点是农民的生存需求第一,现实存在至上。诸如对农民当下的物质需求及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情感需求、政治需求等等的高度重视、关注与真实的反映。诸如重实用的文艺观及在这一文艺观指导下的“问题小说”“中间人物”的真实含义;第二,是在守护这一价值基点中的立场坚定,胸怀开放。诸如赵树理对自身艺术主张的固守及其与“广场”“庙堂”的对应、“误读”,诸如赵树理对种种“新知”的及时、尽量的汲取,但这种汲取及其汲取的程度,一定是以农民自身的现实生存为依据,并一定要落实到农民自身的现实生存上。而不是“新知”本身。这种既开放又务实的特点,与山西与上党的地理环境及其与政治中心的距离不无关系,甚至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论赵树理的佚诗《歌生》

赵树理是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他的二十几篇(部)小税,大部分已经作为现代文学的瑰宝,名垂史册。如果说,小说为他奠定了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那么,诗歌和戏剧则是他一生勤恳耕耘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提起诗歌,人们会想到《赵树理文集》第三卷所收的《告艾克》、《谷子     

论宗教对赵树理创作的影响

宗教执、善、信的思想对赵树理创作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执”的精神激励着赵树理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之路上艰难爬涉,最终修成正果;善”的精神引导赵树理欲以文学来超度众生苦难,关注工作中的问题,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问题小说”;信”的精神令赵树理在创作时,绝不无原则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是实事求是地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     

赵树理研究中的新收获——评李士德著《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

最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士德同志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是当前赵树理研究中的最新成果,是一部有特色和深度的赵树理研究专著。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本书的引     

童年经验对赵树理文风形成的影响——赵树理文风形成原因探析之二

童年经验对赵树理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形成了赵树理固执的难以更改的生活习性 ,导致赵树理小说创作更加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     

十七年小说流派刍论

十七年(1949——1966)小说创作有没有形成流派,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李国涛、方浴晓、刘再复、楼肇明、刘锡诚、蔺羡璧等同志认为存在一个以赵树理为主将的“山药蛋”派或“山西派”。冯健男、鲍昌等同志提出了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还有人提出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或“湖南作家群”。这三种观点的一个共同特点足以地域划流派,每个流派作家都是某一地区人而又以本地区生活作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反封建内容与反帝抗日斗争

有人认为，赵树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即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与反帝抗日的时代中心任务关系不大；也有些人片面强调赵树理小说的反封建意义，而对其作品反帝抗日的社会功能一字不提。其实，赵树理在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且也具有反帝抗...     

主流话语的生活化表达——《三里湾》话语类型与文本构成分析

本文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的生活化叙事与民间话语形态的采用并非是基于他的民间立场,而是将实现主流话语的斗争性方式转化为生活化的叙事,同时利用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中与主流话语具有同构性的因素来结构文本,通过主流话语对其它话语的渗透,从而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一意识形态审美化的创作目的。     

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无论是40—70年代,还是80年代至今,对赵树理小说评价的差异主要源自于对文学现代性的不同理解。赵树理小说反映出的现代性问题并不单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也不单是毛泽东《讲话》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50—60年代当代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而应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变中的现代性问题。赵树理小说是在对中国小说艺术传统资源的现代择取和转化中,在对五四启蒙价值的继承和在对农民现实生存问题的关注、对乡村本位价值立场的坚守中,实现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两位中国味小说大师的不同风范--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风格比较

比较赵树理和汪曾祺小说艺术风格,指出二者虽均系中国味的小说,但其风格迥异,并从文化的大视野探讨二者小说风格形成的根源,考察赵树理小说的入俗美和汪曾祺小说的素朴美在结构、语言、人物形象等层面的表现。     

不被看重的需要——论解放区时期赵树理小说中刻画外路人形象时的矛盾

本文主要围绕解放区时期赵树理小说中的外路人形象展开论述,其中紧扣"人物具有外路人身份,为什么又留给读者可有可无的印象"这一问题组织全文.文章首先对人物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两类:坚决斗争型、软弱退缩型.其中软弱退缩型又可以细分为胆小怕事型、奴才型和动摇型.同时联系各类人物对赵树理小说中刻画外路人形象出现的矛盾加以具体的剖析,最终对赵树理创作中的这种矛盾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通俗传统与高雅传统的现代呈现——赵树理与孙犁的小说创作比较

赵树理和孙犁均是延安文坛的代表作家。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他们更多地继承了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在创作主题上,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而来的道德伦理和性情本色。在艺术方式上,赵树理主要将传统的话本评书资源纳入小说创作的现代建构;而孙犁则将古典诗词散文的审美格调和韵致作为小说创作的内在诉求。不同的路径选择带来了两人不同的命运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