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式逻辑中的“三分法”

1982年7月,我在《争鸣》第8期发表了《“一分为三”新议》,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前提下,提出“一分为三”的命题,用“一分为三”对“一分为二”进行补充,由于“三”是“多”的起点和代表,所以就不去讲“一分为多”了。其中在论述“一分为三”的普遍性时,也说到形     

关于“一分为三”的再讨论

关于“一分为三”的再讨论坚毅１９９１年５月，朱兰芝同志发表了《“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以下简称朱文１），批评了所有的“一分为三”论者，一但主要是与我商榷，所以我写了答辩文章，题为《“...     

必须正确认识“一分为三”的地位——兼与王涵隆同志共商

《新闻大学》在1990年冬发表了王涵隆同志的文章,题为《“一分为三”与新闻工作》,我读后觉得很有启发。迄今为止,虽然“一分为三”的命题得到了热烈的讨论,但该命题还没有在哲学上得到确立。反对“一分为三”命题的同志大有人在,况且有不少是学术权威人士,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答辩。在争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羞羞答答地承认“一分为三”命题,但同时又要加以限制或者贬低。即使是某些“一分为三”     

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吗?——与蔡德贵同志商榷

《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蔡德贵的文章《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读后感受有三: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本刊1982年第1期发表的拙作《关于研究新疆兄弟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的初步设想》和同年第4期发表的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的文章《论艾卜·奈斯尔·法拉比的逻辑学说》,此其一;其二,文章的作者断言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的国别是不成问题的”;其三,文章就“法拉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说法。     

论周作人早期“中庸”心态

“中庸”心态,是周作人早期心态的核心内容之一。周作人最早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大概要算写于一九二六年的《上海气》一文,他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一九二七年写的《谈龙集·谈虎集·序》中又说:“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颇深……”,     

面对这么多的“蟲”比尔·盖茨怎么办

新年的钟声敲完,比尔·盖茨长舒了一口气,“万幸．万幸,千年蟲没能闹成条龙。”要不然,微软的生意可就糟糕了,比尔·盖茨个人的腰包肯定也出瘪不少。没有蟲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或者说,要不被蟲咬根本不可能。千年蟲没能咬比尔·盖茨一口,但目前他身上的“虫”也不少。第一大“虫”,仍然是美国政府。据《今日美国》１月１２日报道,美国有关当局正企图将微软至少一分为二。《今日美国》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和１９个州政府已统一了思想,他们的律师正考虑在芝加哥举行的庭外调节的谈判中提出建议,将微软至少一分为二,其中一个专门经…     

“凌云志”新解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刊载了我写的《“凌云志”一解》,对毛主席的光辉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中“久有凌云志”一句的解释,提出了我的看法。这里,对于我的观点进一步加以阐述。 “凌云”一词,原意为高举超出尘世。如《汉书·杨雄传》:“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悦),飘飘有凌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因此,“凌云”一词后来多用于表示人的雄心壮志,远大理想和非凡抱负等等。如《后汉书·冯衍传》:“不求苟     

大洋州诗话(续完)

鲁思·达拉斯1985年,我译过新西兰女诗人鲁思·达拉斯的三首诗,发表在《大洋洲文学丛刊》第九辑《病骑手》上,对她的生平却未作介绍。那三首译诗是《池塘》、《苍蝇》和《影像》。《池塘》是首小诗,捕捉了闪然一现的灵感,只有4行,不妨录下;一石落池生涟漪宛如诗思连翩起鲁思·达拉斯于1919年出生在因弗卡吉尔,就在那里长大成人,后来定居于南岛的达尼丁城。据     

屈原名字生辰民俗解

屈原名字及生辰之内涵,各家早有疏释。今从传说学之侧面试析屈原名字及生辰的民俗含义,以就正于诸家。古人多迷信,所谓“吉时”“凶日”即其一端。《楚辞》也是多少反映了这种迷信思想的。《九歌·东皇太一》劈头就是:“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这吉日良辰是元旦、是春朝,是“太阳生日”,还是楚国的庆典,有待探讨,但战国时期存在着关于时辰的迷信,则可肯定,尤其是对诞生时辰的迷信,那时可谓盛行。如《诗·大雅·桑柔》:“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诗·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英国三文学杂志为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年出版专辑

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年,英国《英国文学评论》第五卷第二期出版了一个专辑,发表论文如下:约翰·劳拉:“莎士比亚戏剧生涯中的连续性和革新性”;诺曼·山德斯:“《凯撒大将》中的权力转移”;罗伯特·B·希尔曼:“为了认识他自己”;巴巴拉·布尔基:“《汉姆列特》:对本来面目的探求”;恩斯特·襄希尔:“《冬天的故事》的结构图案”;英加-     

对《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的几点看法——1988年3月10日在法国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讲演

1987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发表的安危整理和翻译的《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是安危根据从海伦·福斯特·斯诺那里得来的手稿原件整理的,发表时还同时发表了《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和安危的《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人们的注意点自然是鲁迅谈话的内容,但安危的文章考订了提出“问题单”的人不是斯诺本人,而是海伦·斯诺;鲁迅和斯诺谈话的时间为1936年5月,当时海伦正在北京     

岁星、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系年考辨——与孙常叙先生再商榷

近几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孙常叙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楚辞·九歌》的文章,把《九歌》和所谓“庄蹻起楚分为三、四”及楚怀王十七年秦楚丹阳、蓝田两次大战挂起钩来,谓“楚辞九歌就是在丹阳败后蓝田战前,楚怀王为战胜秦军,祭祀东皇太一,命屈原而作的”①。《九歌》承王命作之说,     

“有要于时”异释

《吕氏春秋·察今》:“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课本注:“有要于时,是适应当时的需要的。要,适应。”这种译法未将“有”和“于”字的意义落实,译文中又多出了“需要”一词,欠妥。翻译这一句,关键要弄清“要”的含义。我认为,该句中的“要”不作“适应”讲,应释为“约束”。《释名·释形体》、《广雅·释言》皆曰:“要,约也”。“要”作“约束”解,最初,仅限于君臣之间。《公羊传·庄公十三年》:“要盟可犯”,阿休注:“臣     

古汉语名词活用的特点

<正> 词类活用在古汉语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所谓词类活用就是指原属甲类的词在文中临时处在乙类词的位置,词性发生了变化,具有了乙类词的语法功能。如.“驾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旬子·劝学》;“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诗经·卫风·氓》)以上三例中的“水”、“鱼肉”、“二     

“辈”指单个的人

在古汉语中,“辈”一般有三种用法:一种是置于代词之后,类似语尾,如“我辈”、“汝辈”、“君辈”等。一种是位于数词之后,用作量词,表示“批”的意思,如“使者十辈”(《史记·列敬传》),“善田者五辈”(同书《王翦传》)。一种是放在名词之后,有“类属”的意思。如“此蛇辈约以十数”,(《三国志·魏·华佗传》)“鼠辈敢尔!”(《世说新语·简傲》)。以上用法,都与“辈”的本义“军车百辆”有关(参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338页)。但在唐宋文献中,“辈”还有一种稍见特别的用法,试看下例: ①即于别殿宴乐,更无诸     

“入声短促”非入声本质

<正> 入声的本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入声短促说,一是塞音(-p、-t、-k或由它们演变而成的-?)结尾说。声调短促说,曾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承认。如《辞源·入声》条:“发音短促而急,一发即收”。《四角号码新词典·入声》条:“音较短促”。《新华字典·入》字条:“发音一般比较短促”。1981年版《汉语音韵学》第32页:“一个平准的曲线,如果长了一倍,就是平声;短了一半,就是入声”。这些说法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     

答《井勿幕之死质疑》一文作者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增刊补白栏目中发表了署名杨勋的《井勿幕之死质疑》一文,对我所撰写的《井勿幕》一传(发表于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三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出版)中井勿幕之死因提出质疑,认为拙稿所言井勿幕系被马凌甫设谋杀害的观点,“考与事实不符”,且谓我引用孙翰青回忆“轻易作定论,未免资料过于孤单而难以服人,有失之于偏颇之嫌”。杨文认定,“井     

《诗经》中的“于归”和“有行”

《诗经》中,“于归”和“有行”的意思都是“女子出嫁”。但是二者的使用对象和时间却截然不同,决不混用。“于归”一词见于《诗经》的《周南·桃夭》,《周南·汉广》、“召南·鹊巢》、《邶风·燕燕》、《豳风·东山》五首。《桃夭》篇中凡三用:     

鲁迅在复旦演讲的题目辨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鲁迅先生曾来复旦发表演讲。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翻八一年新版本《鲁迅全集》十四卷《日记》注释,见:“往复旦大学演讲,讲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讲稿佚。”(P.681)在第四卷《三闲集·序言》里又有一条有关此事的注释。鲁迅先生“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P.6)马蹄疾先生在他的《鲁迅演讲考》一书中还更进一步地说:“萧立在《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     

浅谈美国艰难的妇女人权运动

恩格斯在谈到美国宪法时,赞扬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反杜林论》)美国政治学家马克·坎农也赞誉美国宪法是“一部经久不衰的法典”,“是美国人精神世界的支柱”,“发挥着保障人民的自由的作用”。(《为什么要纪念宪法的诞生》,《交流》杂志1987年第1期)但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时间里,美国妇女的正当权利却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