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新月派”

<正>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闻一多无疑是继郭沫若之后诗坛上的一位奇峰突起的爱国新诗人。关于这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他对我国早期新诗运动的贡献,拙作《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诗人吗?》①曾有所论及。这里着重谈谈闻一多与“新月派”的有关问题。     

寻访诗人最初的心灵──《真我集》的审美价值与闻一多诗歌研究起点问题讨论

《真我集》因其对五四时代思潮的呼应而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并且艺术上一 开始就脱离了旧诗词的气味。闻一多自觉的文学史意识与新诗美学理想的逐步形成是《真 我集》不出版的重要原因。对“真”的追求与对丑恶的发现，以及理性节制情感的风格穿 越《真我集》开始的闻一多整个新诗创作过程，同时，《真我集》与此后创作中的区别也非 常明显。诸多因素使《真我集》构成闻一多诗歌创作一个独立时期即探索期。由此，闻一 多新诗创作呈现出《真我集》期—《红烛》期—《死水》期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真 我集》成为闻一多新诗创作的起点，从而也就成为研究的起点。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

如果没有在新诗由“破格”到“创格”的转折点上出现闻一多，我们的新诗“创格”时间表也许会改写。人们一般习惯地将闻一多的创格理论仅仅理解为现代格律诗理论，这其实是一种对闻一多的狭窄化把握。基于倡导“建立新体中国诗”，闻一多对许多诗学范畴均有所开拓，这些开拓对于自由诗的美学建设同样也是一份丰厚的学术资源。第一，格律诗与自由诗。在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并非第一位提出现代格律诗理论的人。陆志韦以降，有好几位诗人都是此一领域的先觉、先行者。然而闻一多却是系统、完善、深入、具体地提出现代格律诗理论的第一人。再加…     

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陆耀东

问:您认为中国现代诗歌成就如何?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居于何种地位? 答:“中国现代诗歌”包含旧体诗和新诗,今天我想单就新诗谈谈。在中国诗史的长河中,新诗的出现,无疑是一次大革命。新诗几十年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仅以前30年而论,出现了一批诗意浓、艺术水平很高的佳品,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田间、冯至、戴望舒及“七月”、“九叶”诗人等,每人都有几首以至十几首不朽佳品,至于有一二首传世之作的诗人,那就更多了。我这样说,也许一些同志会     

朱湘诗歌形式论

中国新诗诞生之后，它那过分“自由化”的表现，使得它与散文没有区别，缺少含蓄和诗意，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因此也缺少了一种余味和回味。”于是诗人们又纷纷地回过头来重新开始寻找作诗的规矩来。在“新诗形式运动”中，闻一多先生首先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理论主张，得到了一些诗人的赞同并着手进行实践。朱湘与闻一多先生不同，他对中国新诗形式的探索，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创造新的诗歌形式。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迄今已70多年。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对闻先生的新诗有着深切的感悟并作了认真的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虽然此前饶孟侃先生、朱湘先生等也发表过文章，但似尚未把握其精髓。沈从文先生在193o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3卷2期上发表的《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标志着对闻一多新诗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出现了一个纪念和研究闻一多的高潮，大批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和对闻一多各方面成就的研究文章发表。此后，除“文革”外，闻一多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在新时期，闻一多研究出…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上篇)

中国新诗同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不是由一个伟大的诗人开创的,而是由一个不是诗人的人———胡适开创的。胡适不是一个诗人,但却成了一个诗人;冰心是一个诗人,但却没有成为一个诗人;郭沫若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短命的诗人。文章以对诗,对新诗语言、情感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回顾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论述了胡适、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穆旦、郑敏以及《七月》、《希望》、《九叶集》等诗人和诗派,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中国当代诗歌与东方神秘主义

一、东方神秘主义与东方美学的继承关系中国新诗已走过70余年的漫长历程。众所周知,它的诞生和最初的发展,都受过西方以浪漫主义为主的诗歌影响,因此,我们有了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及《猛虎集》、艾青的《大堰河》等不朽之诗。它们的出现,使中国古老的诗学受到了冲击,彻底摧毁了僵化的旧诗词对人们精神上和艺术观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下篇)

中国新诗同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不是由一个伟大的诗人开创的,而是由一个不是诗人的人———胡适开创的。胡适不是一个诗人,但却成了一个诗人;冰心是一个诗人,但却没有成为一个诗人;郭沫若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短命的诗人。……文章以对诗,对新诗语言、情感的独特理解,回顾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论述了胡适、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穆旦、郑敏以及《七月》《希望》、《九叶集》等诗人和诗派,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西南联大群体的新诗研究及其外来影响——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中心的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不断总结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新诗研究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使闻一多和朱自清在"现代诗学"的创造中受益颇多。     

学术理念与人格魅力的时代意义——"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武汉大学文学院、闻一多基金会联合主办,<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江汉大学文学院、湖北师范学院、湖北省教育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7月20至21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召开.到会的中外学者及闻一多亲属共计八十余人.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陆耀东致开幕词,对闻一多的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他的学术成就和爱国精神作了高度评价.     

关于无标点新诗的思考

一、无标点新诗的“崛起”《中国新诗选》①（1919—1949年），共选编26位诗人的82首新诗，其中无标点新诗只有田间的《山中》等2首。《中国现代抒情短诗一百首》（1919—1979年），共选编100位诗人的100首新诗，其中无标点新诗，也只有力扬的《给诗人）、辛迪的《航｝｝等5首。这虽不能说是反映了新诗发展的全貌，却也勾勒了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我们可以看出，无标点新诗不是“五四”以来直到70年代末新诗发展的主流。但是，70年代末至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我国目前面向海内外、发表新诗为主的大型诗歌刊物《诗刊》为例，无标点新诗逐…     

传统心理结构的自我拆解——论闻一多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

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发展,都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一种调整。不过,在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又如何进行现代意义的调整这一过程当中,不同的诗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倡导“诗体大解放”的胡适是积极、果敢的;当泰戈尔、惠特曼、歌德先后出现在郭沫若的眼前,他的兴奋和转向也是毫不犹豫的。但是,稍晚出现在新诗史上的闻一多却十分特别,日渐浓厚的新文化氛围分明并没有让他情绪昂扬,高视阔步。相反,他似乎比前一些人更加拘谨、小心,甚至严肃、守旧。这一现象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上是十分有趣的,就是在新月派内部,也颇为独特。     

《西岸》——《死水》的价值胚胎

《西岸》是闻一多发表的第一首白话新诗，《死水》是他的代表作，新诗史上的珍品。本文认为，从形式到内容再到诗学理想，《西岸》和《死水》中都存在着象征笔法从一而终、二元对立的反复吟诵和唯美主义的诗学探求等相同之处。闻一多的诗艺之美，在《西岸》中孕育，在《死水》中成熟。     

穆旦与现代爱情诗

闻一多先生选编（现代诗钞）收入穆旦的（诗人首）等诗作，将这位40年代诗坛的“新生代诗人”置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重要位置。[1]而写得凄迷深醇的（诗人首），确也从此被几代人解读、索悟。尽管读它，一如徘徊于爱的迷宫；但在百般品味后，怕又渐趋认同了穆旦的同窗、诗友王佐良写于半个世纪前的第一篇穆旦评介文章中的评语：“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好作品（指（诗八首》）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2]本文拟对之作些探索。一、亘古的“真实谎言”的拆解歌咏纯美的爱情，堪为古今中外抒情诗的母题。“五四”新诗的滥临，…     

郭沫若与闻一多浪漫主义诗作研究

“五四”新文学时期,郭沫若和闻一多虽同为浪漫主义爱国诗人,但两人的作品却存在诸多差异,尤其在抒情方式和诗体格式上更是“各唱各调”。对两人诗作的比较研究,可以探索诗人的经历、学识及艺术个性与诗美观念确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在个案分析上可以勾勒出这个时期中国新诗的走向和风貌。     

闻一多诗歌评论的特点试析

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文学事业重要的两翼。在中国新诗诗坛上,闻一多是插着两翼飞翔的人物。他的新诗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他的新诗评论,也同样占有重要的一席。从1921年发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到1944年发表《诗与批评》,闻一多写作了大量评论新诗的文章。在这些著述中,他为新诗取得的成就而大声欢呼,为新诗尚存的流弊而及时针砭,以推进新诗建设为己任的开拓精神和高人一筹的见识,有声有色地活跃在评论战线上,为新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富有特色的贡献。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郭沫若新诗成败初探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作.如果从他自己记忆的"最早的新诗"——写于1918年的《死的诱惑》算起,到1965年写的《红领巾的宣誓》为止,他足足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诗,出版了十几个诗歌结集和选集,计收新诗五百多首.他的这些新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里所谓的"影响",是包含着好、坏两个方面.平心而论,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是有得也有失,有成也有败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史家、新诗批评家、郭沫若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辞地颂扬他的成就.能够象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那样,尽管是委婉地、却也是尖锐地指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缺陷的,还是不多     

五四白话文的诗意何为——以胡适、郭沫若新诗为中心

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新诗的诗意追求集中于音调、音韵、音节等形式方面。从《尝试集》的数个序言之中,"自然音节"最终成为评判其创作的唯一标准,也表明了胡适新诗尝试与探索能够达到的最高之处。郭沫若强调的"诗本体"构成的直觉、情调、想象等,"内在的韵律""节奏"明显地成为郭沫若诗学之中的核心问题。从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有关新诗的若干言论与实践,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节奏、两种不同的诗意获得,并镌刻进入了新诗的历史,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