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障碍及对策

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意义重大,势在必行,但面临着法规政策体系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成本高、资金缺乏、产业化和商业化程度低等问题。为此,国家需重点采取以下对策:尽快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对整个能源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建立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配套法规和政策体系;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大幅度降低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加快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商业化进程。     

论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处于起步阶段,且尚未形成体系。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与水平的提高,有关可再生能源的法律问题会日益增多。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础、以各类可再生能源技术专门立法与地方立法为主干、以其他相关立法和政策为补充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及其衍生问题进行必要的立法与制度储备;同时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或者扫清制度障碍。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障碍分析与政策选择

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保障能源安全、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我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还存在着认识不足、成本太高、技术水平较低、市场不稳定和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障碍。本文对这些障碍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可再生能源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互动

可再生能源作为新兴的产业,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和传统能源产业相比,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两者之间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现阶段较少存在冲突.可再生能源领域产业政策的实施会为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创造基础和条件,有利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竞争政策的实现;而可再生能源竞争政策的实施也会有益于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实现并对产业政策实施中的弊端进行有效制约.可再生能源领域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的协调与互动,使我国竞争主管机关和能源主管机关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虽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更多体现出来的是职能的协调与互动.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价格政策选择

价格是促进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核心影响因素,较高的化石能源价格与相对廉价的可再生能源价格对于优化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起着重要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化石能源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替代性与制造业中资本与能源替代性类同,化石能源价格每上涨10%,将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提高18%左右,可再生能源价格下降10%,将会促进其利用率提高70%,但两种替代弹性升降趋势不同,据此提出逐步开征化石能源税、灵活调整补贴幅度、适时淡出可再生能源补贴、完善融资体系、改革配套环境等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建议。     

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美、日、德三国的实践模式及其启示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传统的石化能源短缺,促使各国从自身的能源安全出发加速发展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发、生产、消费正在成为国际能源领域的新热点,数十个国家确立了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政策.美国、日本、德国作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典型国家,其实践模式对于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财税激励措施亟须完善.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立法还存在法规不够齐全、配套,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还没有出台,某些可再生能源立法还相当欠缺或立法效力级别较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与应对气候变化联系不够密切等问题。我国应在新制定的能源基本法和新修改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强调和突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管理,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经济促进法》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可再生能源一部法"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法律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改进和健全可再生能源立法。     

低碳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激励机制与模式选择

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减排和能源安全的主要手段,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缺乏对可再生能源外部性的合理评估,现实的和潜在的风险阻碍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有效的激励政策是,通过价格、补贴和强制消费等手段刺激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促进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纵观世界各国,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模式在控制成本、创造需求、降低风险及稳定性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性,而政策的激励效果是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根据现实的能源要素禀赋和技术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政策模式选择。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大,近年来利用增速快,但也存在着整体利用率低、地域和技术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应以固定上网电价制模式为主,将可再生能源利用数量作为基本目标,促进技术创新,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这对中国建设低碳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关键性作用。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城镇化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4—2020年的国家政策文本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城镇化政策。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运用NVivo 12质性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类型和城镇化任务两个维度,对2014—2020年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26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政策,可以发现：现有政策存在对环境型政策工具依赖较强、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力度偏弱、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缺失、政策工具使用与城镇化任务结合不均衡等问题。改善政策工具的整体结构,注重政策工具在城镇化任务中的均衡应用,推动政策工具与城镇化任务之间的二维整合,是完善我国城镇化政策的重要路径。     

法国绿色产业政策与影响

法国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先驱国家,其绿色产业政策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以法国绿色产业中近期的优先发展产业为对象,详细探讨了法国在清洁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节能建筑、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CCS)等领域的政策以及影响。法国在这些领域的政策,推动了该国绿色产业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与负面影响。我国应汲取法国正反方面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特色,发展绿色产业。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立法需求分析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现状及其发展、现行能源法制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了必须加强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相关的立法需求主要表现在:综合性立法,即根据我国实际状况,制定符合中国能源特色及其发展趋势的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全面性立法;专门性立法,即根据各种不同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特点,"因能制宜"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性立法;地方性立法,即根据各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结构及特点和可开发利用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与该区域能源相适应的特色性立法;协调性立法,即基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复杂性,从体系和制度上强化协调的配套性立法.     

论发展低碳经济的减排政策工具

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各种减排政策工具应运而生。根据作用效果的不同,可分为抑制排放的政策工具和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在抑制排放的政策工具中,碳税和碳排放交易采用了不同的政策机理,碳税更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碳排放交易则更适用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在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中,通过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差别定价等措施,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协调

<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不仅需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规则和政策,也需要其他法律的协调和配合.我国既有的能源立法、行政立法、环境资源立法、经济立法以及民事立法等,尚没有或未能充分体现出可持续发展观,对于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还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不能够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发挥激励作用,有些规定甚至成了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对现行的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相关法律进行检讨并完善相关立法,是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所必需的.     

创新理论框架下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研究

气候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问题领域关注的焦点,而缓解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污染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这已经成为全球性共识。作为新能源发展的领头羊,欧盟在2020年前计划达到可再生能源占总体能源20%比例的目标,其中创新模式在发展路径中的应用是关键。本文通过创新理论的三个层次施动者,创新工具以及社会反馈对欧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进行剖析。     

我国建筑节能减排的难点与对策

建筑节能减排是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建筑节能减排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目前建筑节能减排正面临节能减排成本高、推广难度大,监管体制尚未理顺,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建筑使用主体多、难以形成合力等四大难点,直接阻碍了我国建筑节能减排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加快推进建筑节能,要加强建筑节能技术研发推广,理顺部门管理体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全面发挥政府监管作用,加快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利用,形成建筑节能减排共识。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市场培育的经济法考量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能重走常规能源的老路,必须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相比较常规能源而言,由于起步较晚,再加上我国现有体制的束缚等因素,存在着技术、成本、融资、政策、体制和法制等障碍,因而目前难以和常规能源相抗衡。由此决定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培育,除了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在现阶段尤其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运用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职能,从而促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实现能源战略安全的需要。     

可再生能源多系统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由“政策驱动”向“市场化驱动”转变,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主要趋势。为此,基于复合系统视角,首次将“技术扩散”和“市场”纳入可再生能源复合系统,运用耦合协调度法构建“可再生能源技术扩散、市场、环境”多系统耦合协调模型,解析我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聚集区2011—2022年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其根本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风能聚集区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居高位;太阳能聚集区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斜率最大,受市场成熟度及内生技术改进影响较大;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互为双向因果关系,技术市场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波动均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等。对此,需协调好政府、市场、技术扩散和环境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需考虑异质性差别,根据不同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提出相应措施,同时针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聚集区的不同发展趋势制定具体的发展策略。     

国外能源发展政策对我国的启示及我国能源政策选择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因此而带来的对国际产业布局和国际贸易影响,各国都制定了一系列能源政策,以促进本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并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争取主动权.我国当前应借鉴国际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在能源保障供应、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促进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向低碳经济调整,提升国际竞争力.     

大庆市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调查

大庆市地处高寒地区，农村地区能源消费量大，随着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开展可再生能源建设已经成为缓解能源供应矛盾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农村可再生能源是可再生能源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大庆市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大庆农村自身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对如何加快大庆市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提出了发展对策。     

美国能源政策法对中国能源立法的借鉴价值

自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出台后,我国宏观层面正在进行审议一部全面体现能源战略和政策导向的基础性法律,统一解决能源结构、能源效率、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开发利用、能源与环境的协调等综合性问题,以及包括能源安全的规定.2005年美国的综合能源政策法出台,为美国在今后20年间的能源发展指明方向,对中国这部能源法的出台也有极强的借鉴意义.美国能源政策法的亮点与争议,需要在审视中国与美国各自的能源问题和能源环境的相似及差异下,比较研究了中国在即将出台的能源立法中应当汲取或注意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