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种经济转型模式。两种"共识"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政策主张、追求目标和改革方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转型实践中遭到的挫折和"北京共识"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说明,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只有结合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北京共识"的世界意义。     

"两个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研究

邓小平的"两个飞跃"思想是对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总结与发展,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指导思想.当前,以"第二个飞跃"为指导,加强农业统一经营,是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列宁"美国式道路"思想述论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思想是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它是列宁在研究、指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在这一理论里,列宁较详尽地阐述了"美国式道路"发生的历史前提、基本特征等,具有时代特征,至今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第三条道路"理论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在挫折与困境中认真反思,转而务实、开放地对待各种理论,包括过去自己曾反对过的、被实践证明具有真理性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打破教条,兼收并蓄的思维方式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具有现实意义,对世界上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应该有所启示.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的自身特点的结合,决定了我国必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更是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因此,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凯恩斯主义新拓展与"第三条道路"经济学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拓展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八个要点,被看作政治领域"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政府干预学派又不同于自由经济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同时,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已经成为欧盟各国制定和修改经济政策的"新共识".     

从对抗到和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

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由政治转轨造就的.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来审视过去30年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藉此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可能的走向.过去30年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应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而所谓"宏大",一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二是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国政治两次重要的转轨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对抗"与"和解"是两次转轨最重要的特质.     

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本质上是现代世界体系运行至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中国道路"的主题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基本脉络--现代化,而其成功却在于努力处理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充分肯定与彰显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对当代中国的意义,选择并确立有利于"更快、更好"实现现代化的价值原则与各项制度,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并努力成为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道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从物质能力、思想观念以及制度体制等方面,为世界体系的运行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东西方道路的历史比较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否定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从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东方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此出现了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当"东欧剧变"后,人们对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道路更有许多困惑和疑虑。正确比较东西方社会主义不同道路,能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不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互镜”比较为视域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对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搁置在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却在历史上属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互镜"比较才是科学的。中华民族之所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它能以和谐方式实现现代化、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理性、能及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这既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道路自信根本之所在。     

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模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不仅关系其民主政治建设的走向,而且关系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本方针,开辟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新的形式,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来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此建构起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悖论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根源在于其自由化、稳定化的政策主张存在理论悖论.即在弱势货币与贸易逆差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实施自由化、稳定化的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相互冲突.同时,"华盛顿共识"也有一些具体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目前需要认真分析和辩证对待的.这些具体政策工具分为两类:一是我国目前正在运用但需要完善的政策工具;一是我国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需要创造条件准备实行的宏观政策工具.我国在借鉴"华盛顿共识"具体政策工具时,应当具体分析这些政策工具的目标和条件.     

Does Western “Aid” Work?--Changing Discourses and Logics

International aid,always concerned as the Western aid,has been in decades’ developme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From the Post-colonial time to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from Washington Consensus to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there are various aid discourses,motives and the intervention logic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estern aid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to the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aid".It argues,despite these changes,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aid,the logic of "catching up",has not been changed.The relat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ventions,such as the aid conditionalities,are all working for this logic,and have caused a lot of criticisms.Aid has not been very successful within the changing agendas.While the foreign aid is moving from intervention to cooperation,to make a more effective "aid",the traditional donors may learn lessons from the South-South relations.     

国有企业建立"学习型组织"的途径

"学习型组织"已成为企业竞相采用的管理模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面对21世纪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应当认真分析国有企业管理的现状,建立新型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激励员工的"自我超越"意识,培养企业的"共同愿景",建立"团队学习"机制,搞好"系统思考"修炼,持续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黑格尔的“封建”观及由其引发的思考

黑格尔对西方封建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区分,使我们认识到西方君主政体不是封建政体的延续,而是与之发生的决裂.这一君主政体为近代理性国家奠定了基础.以黑格尔的区分来反观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在经历了类似西方领主封建制的西周时期之后,进入了一个长久的君主专制时期.这一君主专制既不同于领主封建制,也难说是"地主封建制",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理性君主制,勉强为之的话,可以说它是"具有东方特色的封建制".     

韩国出土木简概略——尹在硕教授《韩国出土木简的形制及其内容》概要

韩国尹在硕教授的《韩国出土木简的形制及其内容》一文,对朝鲜半岛出土的木简的形制、书体、内容及用途做了介绍,并把其同日本和中国的木简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不仅对朝鲜半岛的古代史研究,而且对研究形成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中国、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     

“天人合一”理念与现代城市环境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体系 ,现代城市环境建设可借鉴这一理念 ,有所为有所不为 ,缓解城市环境带来的人与自然规律的矛盾。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以“礼仪之争”与“沙门议敬”为中心

"沙门议敬"的圆满解决与"礼仪之争"的不欢而散,共同昭示了一个主题: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之下,走多元融合之路.同时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所谓"普世主义",并认为这种普世性要由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国家输出的想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