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总体性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生产力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出现了新的要素和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关系层面生产关系的创新已经使中国与西方形成了原则性的区别，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已经显现出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活力，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也展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原则性区分。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四个层面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环节间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之处，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但是从总体上看，四个层面在基本原则方面是相互适应和相互推动的，正在走向成熟和定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却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限度，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找不到克服这种限度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刚好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可能性，这不仅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西方国家也具有新文明定向的作用。     

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解读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要求将其视为一种“中国化的现代性”展开的方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现代性特征表现为:首先是错位的现代性前提,即与西方现代性的“分化”特征不同,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恰恰是政治、道德、审美等一切层面与力量的“统一”;其次是误读的现代性资源,即中国现代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误读、误植与误用。其三是暧昧的现代性矛盾,既表现在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也表现在现代性内部;其四是混浊的现代性哲学,其主要表现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混浊,在深层则表现为一种含混的整体思维与重统一而回避对立的“中和性”。     

走出现代性的恐惧——对现代性危机的哲学批评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实践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矛盾和价值冲突.现代性带来的危机困扰着我们.西方现代进程在不断深化,而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才伊始.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以及西方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将对中国现代性的继续深入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因此,我们要正视中西现代性,在正确的批判中,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论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

中国近代文学具有与古代文学的循环时间观不同的线性时间观,具有科技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现代动力意识,初步具有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而且近代文学作品生产具有自主性和商业性的特点,近代文学在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中以报刊形式出现的传播与消费方式使其具有大众性的特点,这些都表明中国近代文学具有前现代性的特点,前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萌芽,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出发,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各自的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就会显得比较清楚.     

论沈从文的现代性文化反思

沈从文明白地看到现代化在中国不可避免的趋势,他以西方现代化的合理性与先进性成分作为参照,既从物质文化层面对中国古老的社会制度结构作了全面反省,又从精神文化层面对中国人落后的心理、性格、信仰、追求、习惯、风俗等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注目于中国文化整体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追求的同时,特别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性的内在悖论,从而写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乡村走向城市,摆脱了落后愚昧与陈腐封闭;另一方面是随着这一过程同时行进的传统社会与乡村文化中美好习性的丧失.沈从文回瞥传统乡村文化的现代性体验,具有极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当国人正致力于现代化的呐喊时,沈从文就看到了西方文化中早已成为关注热点的现代化的负面作用,看到了现代性作为一把双刃剑的复杂内涵,提醒人们注意到现代化给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带来的所有困惑与反思.当然,沈从文的回瞥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其主要的不是对传统与过去的眷恋,而是对于现代与现实的批判与反抗,因此更具积极意义.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现代性·乌托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的社会分裂,使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传统理想的弘扬,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从民生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展示了现代性、乌托邦与社会主义选择中的历史关系.只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冲突与积淀--中国现代文学表现主义的艺术延展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是以启蒙现代性对立面出现的,这种冲突的现代性传入中国后,现代性的错位、价值观的背离致使中国文学并不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特质.然而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都不能解释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审美具有自身的现代性.现代美与永恒美都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和现代形式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现实主义倾向并不能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它在积淀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学传统.     

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是,它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一切文学的现代性.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与西方启蒙现代性在追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科学和真理、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基本一致;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有内在矛盾,中国现代性亦然,青年鲁迅对此有清醒反思;由现代性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可以定在19、20世纪之交或20世纪之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文明差异与中西审美现代性

中国和西方由于各自文明形态和文明进程的差异,导致了它们的审美现代性存在着两种根本的区别:一是在审美独立性追求上存在着差异,二是在审美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上存在着差异.     

想象的"东西"

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包含着文化想象的成分。王韬通过聂祥生与兰娜的联姻故事,寓言地阐述了东方如男性而西方如女性的东西文化汇通想象,显示了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高度自信心。胡适改以“睡美人”喻中国而以武士喻西方,代表了文化想象的微妙而重要的转变。这表明有关东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想象随具体现代性体验的演变而发生改变,有理由相信当前新的现代性体验场正生长着新的想象力因子。     

“西学东渐”与西方文学理论引介的缘起

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挑战，使中国无可抗拒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以输入西学、学习西方为基本取向的现代化运动中，梁启超借鉴西方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批评实践，拉开了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精神樊篱的序幕。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     

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纠缠——从泰戈尔在中国的接受看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一个侧面

现代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矛盾纠缠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涵。印度"诗哲"泰戈尔的文化身份在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张扬和世界意识的开放两个层面上都对中国现代作家形成了吸引力。20世纪中国对泰戈尔的接受悖论以及选择和误解,集中体现了作为弱势民族文化体现的中国文学在其现代进程中的文化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对泰戈尔的接受,既体现了中印相似的现代性经验和文化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是中西文化和文学关系中所累积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压力的某种释放。     

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主张从中国文学内部来探寻现代性,提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著名识断,这无论是从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述历史,还是“现代性”的古典定义而言,都有其学理上的渊源。但王先生将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努力止于晚清而不前,置《红楼梦》已具有的现代性因子于不顾,使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一再被压抑,却是值得商榷的。《红楼梦》无论是“颓废”的叙事内容,还是革新的叙事技巧,都已开晚清小说的先声。从此意义而言,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