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

澳大利亚著名哲学家J·J·C·斯马特是行动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同道义论和准则功利主义的论战并诉“普遍化仁爱”的态度来阐述自己的行动功利主义理论。虽然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在一些方面有了新的见解,但在根本上仍然只是古典功利主义的一种新的阐释和辩护。尽管如此,在现代西方元伦理学日益滑向形式主义、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情形下,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无疑具有反潮流的积极意义。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之“普遍化原则”的四重学理性追问

被哈贝马斯视做实践协商中的论证规则的"普遍化原则",虽为普遍有效的规范的产生呈扬了新的伦理致思向度,但仍有几个蔽而不明的问题需在学理上作进一步追问:一是对康德的定言命令予以语用学改造的普遍化原则与定言命令本身究竟有何异同?二是普遍化原则较之于康德的定言命令究竟有何优点?三是特别兼顾每一个人利益的普遍化原则会不会变成一种依凭利益考量而行动的功利主义或者后果论?四是尤为强调平等权力和无强制对话的普遍化原则会不会使对话的过程变成权力的角逐戏与利益的博弈地,抑或变成权力的谈判妥协过程?     

德性功利主义的转型与反思

功利主义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依次经历了先秦功利主义，德性功利主义和近代功利主义。德性功利主义近代转型的显著特征是构建新道德体系的尝试。然而，功利主义并未由此成为可普遍化的伦理原则。因此，德性功利主义的转型或功利主义学说的构建仍是我们的现实任务。     

“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的迷失及其回应——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辩证关系的重新阐释

本文从劳动二重性和价值规律二重性原理出发,针对所谓的“新劳动价值一元论”,分析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发展规律,还是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看,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原理仍然是无法否定的客观经济规律,而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的主张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是与劳动价值论根本对立的“生产力价值论”。     

快乐的量与质：西季威克对边沁和密尔的批判

边沁和密尔分别提出快乐能够在"量"上与在"质"上相比较的观点。西季威克通过澄清"快乐"概念的定义来支持边沁在快乐的量上的区分,否定密尔提出的"快乐的质"的合理性,并指出密尔的举措是对直觉主义的误用。西季威克认为,合理使用的直觉主义方法能够为功利主义提供正确的基础。因此,西季威克对快乐不可公度性的批判,一开始就是基于他对直觉主义的理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历史观、实践观和整体观上否定了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辩 证法和物质定义。他们或立足“实践一元论”强调马克思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理论和辩证的物质 观,在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中,突出了实践的中介作用;或认为物质实体 只是人类的历史意识、语言结构和符号系统的最后参照物;或认为世界中不存在原初物质、物质和 精神的同一性,及物质的绝对第一性。其唯一存在就是“不断的破坏和连续的否定”。     

道家快乐观中的真俗之辨

现有研究未对道家的真乐和俗乐加以区分,导致得出道家否定人生幸福的错误结论,故有必要厘清真乐和俗乐两者的区别和联系。道家真乐是指依靠内在精神自我激发而引起的快乐,俗乐是指由外部的物质或精神因素刺激而产生的快乐,两者构成价值上的对立,但在现实中共存。以真乐为人生目标能促使人的物质欲望提升为精神追求,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至乐境界,这是一个使人生趋于圆满、社会趋于和谐的精神修养过程。因此道家认为真乐优于俗乐,是具有真正价值的人生快乐。     

从二元论到具身现象学：意识本质问题的理论批判

二元论世界观源于人类主体意识的确立,也是人类精神需求的内在倾向.但二元论所确立的心身对立的世界图景使得意识或者以一种独立的形态存在,或被完全否定而消失于无形.具身现象学通过考察“行为”的性质而揭示出的心身同一论,不仅超越了二元论及其结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元论,而且代表了一种以有机生命为着眼点的意识研究的趋势.从二元论到具身概念兴起的过程,是人们对意识范畴的否定之否定的重构之路.     

试论黑格尔的行动的理性

自我意识发展到理性阶段,行动的理性通过直向运动造就伦理世界和反向运动造就道德世界来说明普遍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在行动的理性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快乐和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体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来说明个体如何获得德行和什么是善。自我意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扬弃个体性而达到与普遍性的统一,道德正是普遍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它是普遍性的现实性表征。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求助”及其实质论析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对"幸福"概念的批判,否定了以获得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确立的道德准则及其确立根据,并强调了基于义务论立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但诸多伦理学家却认为,康德在论述其道德形而上学过程中是借助了功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义务论立场提出了质疑,并由此为康德所否定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误解。康德尽管并不排斥幸福,但却坚定地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根据。康德是将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义务论的,是义务论中最具典型性的道德哲学。     

“最大多数人”与“最少受惠者”——两种正义观的伦理基础及其模糊性

在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与罗尔斯正义论两种立场迥异的分配正义观中,两个社会群体分别成为各自伦理判断的基础,即最大多数人与最少受惠者。然而,两者都未能确定无疑地界定谁是真正的最大多数人或最少受惠者,导致两种分配伦理原则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功利主义用最大多数人替代全体人,致使其界定的最大幸福含义模糊不清,据此,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很难准确判断特定的受惠对象,最终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换取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罗尔斯则将正义原则建立在最少受惠者利益基础之上,克服了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不确定性,以收入指标确定最少受惠者地位,但对个人标准的表述却又过于具体与特殊,以至于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标准,同样给决策者以模棱两可的信息。由于两种正义观的理论矛盾并非通过其自身的理论修正可以克服,因而需要在冲突中相互吸收与融合才能得以消解。     

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的伦理类型——与Gerasimos Santas及Douglas B.Rasmussen and Douglas J.Den Uyl商榷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桑托斯认为公正德性为目的论伦理,道格拉斯认为他的伦理学为某种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二者都否认其公正德性为德性伦理。这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伦理类型,也不符合他阐述的公正德性本身。根据德性伦理的基本结构,公正德性应归属为德性伦理的范围,可以称之为德性功利主义。但公正德性又非仅仅是德性伦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     

密尔功利主义容纳个人权利的方法探析

功利主义因以功利最大化为道德评判的标准,被指责可能会为了追求功利的最大化而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密尔通过把人类关键性利益设定为个人的基础权利、把功利原则设定为价值论原则两种方法,使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个人权利,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该如何设定权利的说明,也为我们分析特定情形中的权利的权限范围提供了基础。但是,密尔的方法仍然面临着"幸福"概念无法达成共识所导致的难题。     

正义、公正、公平辨析

正义、公正、公平等范畴既存在着相同,也存在着不同,因此,不能把复杂的正义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公正或公平问题。对于正义问题应从理念、制度以及日常生活等三个层面进行考察。相应地,对正义、公正、公平等范畴的辨析也需要从这三个层面来展开。正义包含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信念,体现着真、善、美的全部内涵,更具有理念色彩;公正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并与一定的制度性因素相联系的正义;公平主要关乎的是人们日常生活操作层面的事情,它只需遵循同一标准规则的相同对待。     

韦伯经济伦理与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性化重构

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理性精神 ,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的功利主义。正是新教的理性经济伦理塑造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存在诸多方面的理性缺失 ,更缺少系统的理性经济伦理思想 ,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大力弘扬理性精神 ,建立理性的经济伦理原则     

人权的正当性与良心理论

对人权正当性的回答是达成人权真共识的前提。欧陆传统的先验式人权推定和英伦传统的经验式人权推定、自然权利理论和功利主义学说等等,都经受不起人权正当性的进一步追问。人权的正当性来自价值判断,根源于人们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体现了人类弥足珍贵的道德情感。作为价值判断的人权无关真假,是一种类似于真实性的要求。人权的概念产生自西方,但在儒家的良心理论中却可以找到人权本原的最佳阐释。个人主义与权利观念的缺失应该是儒家虽有丰富的良心理论而未发展出人权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义视域下的生态科技观

传统以利益至上为价值导向的功利主义科技观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义向度不足。当前,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需要坚持以正义为伦理关怀的生态科技观,关注环境和人性,以实现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从历史维度审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为坚持以正义为方法论导向的生态科技观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必要性。     

行动的解释:理由、原因和目的——戴维森对传统的复兴及其缺失的维度

戴维森的事件因果论,将行动的能动性还原为欲望、信念、意图等心理状态或事件对于行动的因果效力。将行动的理由看作行动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关于行动的一种传统看法得到复兴。然而,作为戴维森行动哲学之形而上学基础的异常一元论所遭遇的副现象主义的困难,向我们提示了只从心理和物理两个维度理解行动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关于行动的讨论中,除了理由和原因两个维度以外,还有一个目的论的维度。亚里士多德关于生命活动的合目的性的思想,一方面构成了行动的理由解释之为因果解释的基础,同时也蕴涵了生命与心的连续性论题。我们虽然不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解决当代问题的现成方案,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方案对于我们反思当代行动哲学所采取的某种意义上的二元论预设以及由此带来的困难,并在自然主义的方向上推进关于行动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再论柏拉图的正义与幸福

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构建一个正义的城邦的规划,目的是使得城邦和公民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其方式是通过由低到高的心灵教育,达到正义。柏拉图的被定义为心灵和谐的正义是否具有通常的道德内涵,以及它能否保证人获得幸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个初步的定义下的正义,确实可以使人获得幸福。但是能够使人达到真正的幸福的正义,却是从最高的善中获得的。哲学家以善自身的知识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对城邦进行统治,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正义,从而使得国家整体获得幸福。而哲学家放弃最高的幸福"回到洞穴"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其症结在于个人的幸福与善自身所要求的普遍幸福之间的冲突。一般公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中是否真正的幸福,也获得新的解读。     

《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休闲学意义

本文首次尝试从休闲研究的视角探索《红楼梦》的悲剧精神。悲剧精神与休闲学具有一致的终极指向与核心价值,是进行这种探索的理论依据。文章阐述了《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三方面基本内容,初步揭示了它们所蕴涵的休闲学意义:个体休闲的实现必然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导致的休闲实现之差异,表明休闲具有深刻的人文性;与一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阶层相适应的休闲方式,既具有变化的时代性,也具其审美的永恒性。从休闲学视角解读《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能使我们更具体了解这种悲剧精神所体现的对人自身、人的幸福、命运的思考,认识这种思考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以人的自由为指向的休闲生活对于人类生活、幸福、命运的意义。